台湾往事

台湾往事
1、马关割台


在日本本州岛的最西端，有一座三面环海，风景秀丽的城市，名叫下关。
下关是日本有名的“河豚之乡”，只有在这里才能吃到最地道的河豚料理。
从JR下关车站出来，乘公交车沿着一条沿海公路行驶约15分钟，就到了下关市的著名景点赤间神宫。
在赤间神宫旁，有一间背靠小山丘的旅馆，在这里可眺望漂亮的关门海峡。
走近这间不起眼的小旅馆，会看到一块题字碑，“春帆楼”三个汉字潇洒飘逸。

题字的人就是大名鼎鼎的伊藤博文，明治时代的首任内阁总理大臣，被誉为日本自战国时代丰臣秀吉后的“第一人”。

下关，旧称马关，这个以河豚之城著称的城市，正是甲午战争的终点。
这座春帆楼，也就是100多年前《马关条约》的签署地。
不过春帆楼的古迹已在1945年的美国空袭中被炸毁，现在的建筑是原址重建的。

在春帆楼的一旁，建有“日清议和纪念馆”以留纪念。

走进纪念馆，在复原当年谈判现场的房间里，可以看到陈列的谈判桌和两方代表的椅子。
其中有两把是软靠椅，分别为李鸿章和伊藤博文的专座，其他则为硬靠椅。
中方代表的椅后分别放有木牌，上面用毛笔字写有“大清帝国钦差头等全权大臣李鸿章”、“大清帝国钦差全权大臣李经方”、“头等参赞官马建忠”等字样。

在中方代表位置的旁边，还放着两个绘制有花纹图案的瓷痰盂——这是当年日方专门为已经73岁高龄的李鸿章“贴心”准备的。
会议物品的周到摆放无不展示着日方对这场谈判的重视。
根据馆中陈列的日方当年拍摄的会议照片，在这幅以日方角度拍摄的照片中，日方代表伊藤博文、陆奥宗光等人面对镜头正襟危坐，胜利者姿态表露无余。
而镜头中，以李鸿章为代表的中方人员只有一个背影和侧面，画面中的李鸿章显得老态龙钟，恰似当年在列强侵略中步履蹒跚的末代清王朝。


中国代表团中除了李中堂和他的养子李经方，还有一个著名的历史人物，伍廷芳。
伍廷芳出生于新加坡，早年在香港读书，后自费去英国念出中国近代第一个法学博士。
洋务运动开始后，伍廷芳进入李鸿章幕府，出任法律顾问。
虽然伍廷芳在民国年间外交场上的叱咤风云为他赢得了举世赞誉，但他在甲午年间的所作所为却给中国带来很多麻烦。
据日本外交档案显示，在同日本外交人员接触时，伍廷芳多次称自己是日本人的朋友，非常珍视这份友谊。

作为朋友，伍廷芳很够意思，在与日人交谈中几乎是毫无保留地泄露了许多至关重要的清廷内部政要秘闻。
不得不说日本人对当时清国的“统战”工作做的非常好——已经将“汉人”跟“清政府”进行了相当程度的分化。
日本人抛出了“驱逐满清，帮汉人复国”等颇具迷惑性的说法。
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康有为、梁启超、孙文等人都往日本跑。
   

马关谈判过程中有个小插曲。
在谈判前，日本狂热青年枪击了李鸿章，李中堂差点命丧日本。
一顿抢救之后，为了保障李鸿章安全，日方专门为他开辟了一条“小道”。这也成了谈判后国内清流们批评李鸿章“贪生怕死”的铁证。
因为这一枪引起的巨大国际舆论压力，日方把3亿两白银的赔款降到了2亿两。
一枪，一亿两白银。

整个谈判过程中，李鸿章代表团与国内的电报通信完全被日方破译，对慈禧太后、光绪皇帝敕命李鸿章的赔款二万万两白银的底线也十分清楚。
因此除了这一枪带来的让步，李中堂的谈判技巧并没有什么施展的空间，换个知县去谈估计也一样。
《马关条约》的签署，标志着甲午战争的结束。
大清帝国割让台湾、澎湖、辽东半岛予日本，造成往后五十年的台湾日治时期。
条约中文原本现典藏于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日文原本则藏于东京国立公文书馆。


《马关条约》签署后，李鸿章明白自己一生的功业至此扫地。
1895年4月18日李鸿章登上返回中国的轮船，他异常悲愤，发誓此生再不踏足日本的土地。
1896年李鸿章访美归来，要在日本横滨换船。
他无论如何都不肯踏上横滨的码头，人们只好在美国轮船和他要换乘的轮船间，搭起一块跳板。

年迈的李鸿章就踩着这块跳板，颤颤巍巍地换了船。
割台之后，有人引用描述台湾的一句谚语“花不香，鸟不鸣，男无义，女无情”，创作改写为“清朝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鸿章对台湾所做的评语”；被引用曰“台湾，鸟不语，花不香，男无义，女无情，瘴疠之地，割之可也”。
但根据目前所有可见史料档案，未能发现李鸿章发表这段评语的纪录。
相反，在当年的谈判记录里可以找到李鸿章关于“台湾已立一行省，不能送给他国”、“拟请所让之地，如果勒令中国照办，两国子子孙孙永成仇敌，传至无穷矣”等等说辞。



谈判的另一个主角，伊藤博文，在甲午之后成了日本上可以沟通天皇，中可以制约军部，下可以团结民众的领袖式人物。
历史往往被小人物改写。
因为一个日本中尉侮辱了朝鲜王后，惹毛了卫队长安重根，一幕刺杀了伊藤博文的大戏1909年上演在哈尔滨火车站。
伊藤博文身中三枪，因流血过多而死去，临死前他留下的最后一句话就是“浑蛋”。

割台的消息传到台北府，“若午夜暴闻惊雷，惊骇无人色，奔走相告，聚于市中，夜以继日，哭声达于四野，风云变色，若无天地”。
自1885年刘铭传任台湾巡抚后，经过一系列洋务改革，当时台湾的经济和工业基础已经领先于很多内陆省份。
在自己不能主宰命运的情况下，被清政府出卖给日本，台湾人民的悲愤、无奈、绝望的心情，非外人所能体会。
台湾著名诗人丘逢甲写下血书“抗倭守土”，并带头联名致电清廷，表示“桑梓之地，义与存忘”，愿意与驻台清军“誓死守御”。
1895年6月2日，中国全权代表李经方与日方台湾总督桦山资纪在停泊于基隆海面的日舰“横滨”号完成了台湾交接手续。

此后台湾人民以“台湾民主国”的名义，发誓“愿人人战死而失台，决不愿拱手而让台”，在台湾岛上与日军展开殊死斗争”。

日本派来台湾的前三任总督，桦山资纪、桂太郎、乃木希典都没能控制住局面。
在乃木希典看来，日本统治台湾得不偿失。
除了台湾的税收之外，日本还得从甲午战争赔款中拿出1千2百万对台湾进行军费补助。

于是乃木大将萌生出卖台湾的想法，并说动了当时的首相松方正义。
经过一系列幕后活动，初步决定以1500万法郎把台湾卖给法国。
1898年，伊藤博文重新成为日本首相，在他主持召开的军政要员会议上，乃木希典正式提出了他的卖台论，日本外务省也坚决支持卖台主张。
这时，被誉为“明治第一智将”的时任内务大臣儿玉源太郎起立发言，他反对道：“台湾系日本南部的屏障，军事价值甚大。乃木总督提到台湾不好治理的问题，是我们管理的官员无能。”
会上，儿玉毛遂自荐担任台湾总督。

之后几年间，儿玉源太郎治下的台湾日趋稳定，在台湾留下了深刻的日本烙印。
他也成为日本统治台湾的最大功臣。
台湾总督府厅舍，启用于1919年。在2015年著名的“两岸领导人会见”时，我方领导人曾向马英九询问“你们的总统府，就是日本时候的总督府吗？”
2、日据台湾
儿玉源太郎在“治台”的同时，也不忘给清朝找麻烦。

1897年11月上旬，在儿玉的支持下，陈少白等人在台北创立兴中会台湾分会，并逐渐打开局面。
当时，儿玉源太郎等总督府的高层经常与同盟会一起筹划“起义抗清大计”。
骑兵队于台湾总督府前迎接于1923年4月到访的摄政皇太子裕仁（裕仁即昭和天皇，1926年12月25日-1989年1月7日）
1900年孙中山在惠州领导起义，儿玉源太郎不仅提供武器，还从日本殖民政府名下的台湾银行厦门分行的金库中取了三百万两银子给孙中山。
这在当时可是一笔巨款。

双方约定，孙中山在惠州举义的同时，儿玉就出兵攻打厦门。
“日孙联合”，上下夹击。
后来因日本内阁改组，伊藤博文怕惊动英美，遂叫停了台湾总督的计划，惠州起义也以失败告终。
起义失败后，参与革命运动的日本人山田良政与多位兴中会会员惨遭满清杀害。
孙中山则于11月10日化名“吴仲”，与后藤新平（台湾总督府民政长官、儿玉副手）同行乘“横滨丸”自基隆航往日本。

描绘同盟会成立的油画作品。同盟会于1905年成立于日本东京
日据台湾时期，台湾人前往大陆并不受限制。因此许多台湾的上层汉人纷纷离去，回归福建原籍。
台湾原本单薄的文化土壤，更加流失殆尽。
在这个基础上，日本用现代教育和经济建设，同化台湾的人民，其实等于是在一片空地上建筑楼台，并不需要花多少时间，就铲除了原有的建筑物。
日据台湾的后期，日本发动了“皇民化运动”，愿意接受日本文化的台湾同胞，必须在日常生活中只用日语。

当局要求他们采用新的日本姓氏，放弃原来的中国姓名，同时“皇民”也必须放弃中国祭祀祖先的仪式，皈依神社的神道教。
在侵华战争之中，日本人不太敢用台湾人作战，除了有名的“波田支队”，其余成建制的部队不多。
但在太平洋战场上，日本大量征用台湾人参军。
比如李登辉的哥哥李登钦，就战死在菲律宾，后葬在靖国神社。
回看100多年前的这段历史，不禁感慨，一个国家的命运和一个人是一样的。

人有“时来运转”，国有“国运不济”。
国运不济之时，覆巢之下，没有完卵。
近年来，好事者发明了一个词，叫做“赌国运”。
比如在当下的中国，“小镇青年”想发大财就要会“赌国运”。赌赢了，长安街上就有你的一栋大楼；赌输了，你的大楼就会被别人接管过去。
100多年前，东瀛之上，日本明治开化以来的一批狂热的社会精英，以整个国家的命运为赌注，连着对清国、俄国、美国三个庄家豪赌了三次。

其影响之深远，也一直到今天。

十九世纪末台湾中部原住民，真实的“赛德克巴莱”。割让台湾之后，像《渔舟唱晚》里提到的鲁迅老师俞明震等台湾官员和上层文化人士全部内迁，日本人很轻松的从一片文化沙漠上重建了台湾。
台湾日据五十年间一共有十九位总督，其中唯一葬在台湾的总督叫明石元二郎。
石元二郎是日本陆军大将，天才特工，台湾日据时期的第七任总督。

他在日俄战争期间资助列宁发动俄国1905年革命，把俄国腹地闹的天翻地覆，被称为一人可抵十个师团的人物。
当年他在俄国孤军奔走，面对俄国反情报人员跟踪追捕时，曾抄写了许多汉诗表示心境。
其中有一首他最喜欢的——“友爱情深忘故乡，追随到处凌风霜，别离休说断肠事，成败回头梦一场”。
几十年后，日本几代人豪赌的成果，伴随着“一亿国民总玉碎”的口号，在美军的燃烧弹下化成灰烬，成为了真真切切的“梦一场”。
而某种程度上，也正是二战的一场灰烬，让日本又获得重生，败而不败。

二战后期美军“跳岛作战”地图   
二战后期台湾驻有二十万日军，是日本“拱卫本土”的重要基地。
按道理讲，台湾是难逃战火摧残的。
不过幸运的是，美国海军上将威廉·哈尔西提出了著名的“跳岛战术”，被麦克阿瑟采纳。
盟军最终采取了攻占菲律宾群岛和冲绳岛等诸多小岛、跳过日占台湾以及其他东南亚占领区的方案。

没有步步为营，而是直扑日本本土。
因为“跳岛战术”，台湾“躲过一劫”。
除台北台南等几个大城市遭到了美军轰炸外，基本保留了几十年来建设的社会成果。
1945年10月25日，依照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发布的《一般命令第一号》，中华民国将领代表同盟国接受在台日军投降
从马关割台至今，台湾和大陆“相连”的时间只有短短的四年。

1945年10月15日，国民政府军在基隆港登陆，台湾人咏诵着陆游“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勿忘告乃翁”的诗句热烈欢迎。
当时还有人谱了一首歌，歌词是：
   “台湾今日庆升平，
    仰首青天白日清。
    六百万民同快乐，

    壶浆箪食表欢迎。”
然而不久后，国民政府在台湾的表现便令台湾民众大大的失望。
国军人员不仅纪律败坏、贪腐横行，而且限制民间经济活动，将在台湾所接收的物资无偿运往中国大陆，投入内战。
台湾完全变成了国民政府的一块“小殖民地”。
由于大量物资粮食被运走，导致岛内通货膨胀严重。

不仅诸多民众饿死街头，治安状况也比日据时期大幅下滑，盗贼横行。
这一系列的矛盾，最终导致在1947年2月28日爆发了台湾全岛反抗政府的二二八事件。
许多曾经热切期待国府统治和反抗日本的岛内知识分子，在二二八事件中惨遭国民政府杀害。
此次事件后，台湾人对于国民政府的好感度降至冰点，一股“怀念日据时期”的思潮开始蔓延。
直到今天，“二二八”都是国民党的一个重要伤疤。

每逢选举，民进党总会把二二八事件重新翻出来，煽动民众对国民党的仇恨，算老蒋的旧账。
1947年2月28日中午12时的台北火车站广场
台湾光复后，大批原先在台湾生活工作的日本人返回日本本土。
许多生活中朝夕相处的人，一时间分隔两地。
1945年的12月，一位日本籍教师在遣返船高砂丸号上，一字一句写下了给他台湾籍女学生兼爱人小岛友子的七封情书。

之后两人另组家庭，这七封情书也没能真正寄出去。
几十年后，后人们发现了这个故事，拍成了一部电影——《海角七号》。
台湾人对于日本的这种“复杂感情”，在艺术作品中被展现的淋漓尽致。
3、国府迁台
对于历史人物，很多时候，我们会习惯性的只关注他在历史舞台上的那一段时间，而将他退出历史舞台之后的故事遗忘掉。

比如拿破仑，大家只会讨论奥斯特里茨，讨论加冕，讨论滑铁卢……谁又会关心他流放圣赫勒拿的岁月呢。
在台湾桃园中心城区南边十几公里处，有一个小镇叫做大溪镇。
大溪镇后山有一个呈牛角形的人工水库，水碧山青，叫作“慈湖”。
慈湖旁边有个不大的四合院，掩映在树林之中。
今天，在这能看到络绎不绝的大陆游客，却鲜有当地的游览者。这里就是著名的“慈湖蒋陵”。

若干年前，落草台湾的蒋介石走到此处，意外发现大溪镇的景色和奉化溪口镇老家相似，思乡心切的蒋公遂将此处作为行馆，称为“慈湖宾馆”。
中国人讲究“入土为安”。
1975年蒋介石在台湾去世后，却并没有下葬。
根据蒋本人遗愿，其灵柩暂厝在桃园县大溪镇的慈湖陵寝，以待时机，归葬大陆故土。
慈湖蒋陵

1949年初，国民党自知大势已去，开始安排分两路撤退。
“海路”向大本营台湾撤退；“陆路”向四川、云南一带撤退，重走“中国远征军”老路。
从中缅印战争开始，国民党先后派出两批几十万远征军，不少人流落在缅甸一带，有的甚至在缅北终老。
2005年的时候，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之际，中国驻缅甸大使馆领事还来到密支那的云南同乡会馆，向3名国军老兵颁发抗战奖章。
“陆路”撤退缅北的国军最终也没成什么气候，除了部分军官士兵撤回了台湾，大多数人流落在了异国他乡。

“流浪”的主角们走的是海路。
1949年1月27日，农历腊月二十八。
自上海黄埔港起航的太平轮，搭载了近千名乘客，以及数百吨物资，驶向台湾基隆港。
满船的乘客，带着离乱的苦痛，开始了这一段艰难的航程。
当太平轮行驶到舟山群岛附近时，突然与迎面驶来的建元轮相撞，半小时后，太平轮沉没在冰冷的海水中，全船生还者仅36人。

乱世之中，很少有人会留意这小小一船人的命运。
在两百万人溃退台湾的过程中，成千上万的家庭就这样在历史的转折口分别，一松手就是一辈子。
太平轮不过是其中一个小插曲。
在这一场流浪中，无论是那些曾经叱咤风云的将军，还是命若蝼蚁的士兵，都在自愿与不自愿当中，来到一个陌生的弹丸之地。
和残兵败将一起的，还有操着各地方言的普通民众。他们都以1949年为分界点，开始了“我的后半生”。

离开大陆后，曾经叱咤风云的将领们，不管是否情愿，都被刻上了失败者的烙印，也被迫退出了历史舞台。
1950年3月，胡宗南黯然来到台湾，暂且安身在花莲。
这时，曾经的“西北王”身边只剩下了6名随从。
胡宗南飞到台湾后，蒋介石和陈诚都没有见他。
到了花莲，也没有人来看望他。

不仅仅如此，失去了部队的他，甚至要为整个国民党政府的失败负责。
弹劾文在列举了胡宗南进驻陕甘后的权力膨胀后，又历数了他在西北、四川的一连串败绩，认为国民党政府之所以会“失去大陆江山”，胡宗南“应负重大之罪责”。
最终，这一场弹劾案在各方面的斡旋下不了了之，使胡宗南避免了“军法会审”。
经历了这一场风波后，胡宗南“西北王”的历史也彻底划上了句号。
正如他认为国民党之败不属个人责任，而是整个体系的失败一样，蒋介石其实也是这么认为的。

只是胡宗南再也得不到蒋介石的重用，只一度担任了大陈岛“浙江反共救国军”总指挥和澎湖防卫司令等职。
虽然职位并不突出，但是胡宗南做得很认真，并短暂登上过大陆的土地。
胡宗南虽经历了“弹劾”，但他毕竟属于黄埔系，相较之下，其他人的日子就更难过了。
1949年12月8日，阎锡山刚刚来到台湾时，他的身份还是“行政院院长”。
当初在大陆时，他这个院长也没啥用；现在到了台湾，自然更没有用武之地了。

不久，蒋介石就让他把“行政院院长”给了陈诚，改领了一个闲差“总统府资政”。
阎锡山在民国时代的“辈分”是很高的。
他是清朝的步兵科举人，同盟会成员，辛亥革命时就是山西都督。
操劳了大半辈子，到台湾后，阎开始了平民般的生活。
辞去“行政院院长”后的第二天，阎锡山就搬到台北偏僻的丽水街。

半年后，他又带着十几名山西一路跟来的部属，搬家到阳明山旁的菁山。
来到山上，阎锡山身先士卒，风餐露宿，就地取材，插竹为墙，泥巴干草挡风，上盖石棉瓦。
山上无水无电，如同原始社会一样。
台风一刮，茅草房东倒西歪，石棉瓦不翼而飞——这让阎锡山很想念黄土高原上的窑洞。
于是他带领侍从开山取石，定制红砖，购买水泥；仿照家乡冬暖夏凉的窑洞，结合日本和西方建筑的优点，建成“种能洞”。

蒋介石有一次去“慰问”闲居的阎锡山，看到他这里如此简陋，就送了他一个军用电话。
赋闲后，阎锡山爱上了读书写作，写了《三百年的中国》等20多本书。
有一年防空警报响起，侍卫们要“绑架”阎锡山进防空洞，阎锡山却笑着说：“钟鼓楼上的鸟，习惯了。”
侍卫们面面相觑，阎锡山又指着空空如洗的蓝天说：“他们在飘纸条子呢！”（指两岸敌对时相互利用气球空飘传单和小用品。）
阎锡山死后，他的墓地就选在他生前居住的菁山草庐地区后面。

这里茂林修竹，远山如屏，淡水、基隆两河流左右萦绕，山下的台北市历历在目。
他的部下张日明，至今仍守护着老长官的墓园，已有60年。
今天的台湾，随手问路人，年轻人都没有听说过阎锡山，老年人也回想半天才说好像有这么个山西人。
正如有人所说的：世界的问题，其实只有一个问题，就是时间问题。在时间面前，一切都将被淹没。


阎锡山墓
比起阎锡山和胡宗南，“狡猾”的何应钦在去台湾前，就开始“未雨绸缪”了。
1949年6月，刚刚卸任“行政院院长”，他就决定去台北了。
他先是把家当运到台北，有床铺、办公桌、衣柜，还有他夫人的梳妆台——这些东西都重得很，是用最好的檀香木做出来的。
“西安事变”时，亲日的何应钦准备讨伐张学良，从而要了蒋介石的小命，由是两人结下了“梁子”。

现在来到台湾，在大陆张牙舞爪的各个派系反而都成了寄“蒋”篱下，国民党第一次没了派系斗争。
1952年2月，何应钦公开表示支持蒋介石“复职”，同时谴责李宗仁“不忠不义”。
国民党在台湾展开“改造”，本来就是要让“老人”们离开权力中心，何应钦却为“改造”积极献计，也是颇为讽刺。
“改造”结束后，何应钦竹篮打水一场空，只剩下“战略顾问委员会主委”一个空头衔。
何应钦闲不住，于是参与了“国际冷战”。

当时有一个反共组织叫做“世界道德重整委员会”，何应钦不知道怎么就联系上了这一组织，还把他们邀请到台湾访问。
正为“反攻大陆”而苦恼的蒋介石听了很高兴，表示欢迎访问团到来。
从此何应钦积极投身于“冷战”，他在台湾成立了“世界道德重整联谊会”，并任会长。
也就短短几年之前，何应钦在南京代表中国政府接受日本投降，是何等荣耀。
如今，这个籍籍无名的民间小团体，竟成了一级上将何应钦的新舞台。

1961年，他还亲自带队，将一部反“赤化”的歌舞剧《龙》带到瑞典的斯德哥尔摩表演。

赴美国的李宗仁最终还是没去台湾。
当时李宗仁是中华民国“代总统”，一场内战，民国连总统都输没了。
1950年，蒋介石指使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向在美国的“代总统”李宗仁发出了最后通牒，限李三天之内返台，否则便视作放弃职权。

李宗仁最终选择了回大陆。
在美国度过六年后，不甘寂寞的他于1965年7月和夫人一起飞回了大陆。
李宗仁这种大咖可是学术界的宝贝啊。
李还在美国的时候，美籍华裔的著名学者、哥伦比亚大学中文图书馆馆长唐德刚经常前去采访他。
唐德刚当时正好负责“口述历史计划”的中国部分，有时会带“一批教授”去和李宗仁“谈民国历史”。

这个时候李宗仁就会特别高兴，“谈笑终宵”。
后来唐德刚回忆道，这或许是李宗仁选择回大陆的原因之一，“北京的人民政协之内，胜友如云，吹起牛来，多过瘾！”
想想也是，诸如李济深、宋庆龄、陈绍宽、卫立煌、唐生智、龙云、傅作义……
大家坐在一起“复盘”天下大势，找找谁是“狼人”，谁是“预言家”，多么有趣。
李氏夫妇回大陆的第二年，“文革”就开始了。不过由于受到周恩来的保护，他并没有受到冲击。

1969年，李宗仁因肺炎在北京逝世。

在台湾的白崇禧，因为“大哥”李宗仁回了大陆，日子更加难过。
白崇禧与李宗仁同属桂系，在大陆时，白崇禧曾三度逼蒋介石下台，让蒋介石非常记恨。
蒋介石曾说：共产党是皮肤病，擦擦药就好了；白崇禧是心脏病，随时要我命。

早在1953年，白崇禧在花莲打猎时，就曾遭到特务的暗杀，所幸逃过一劫。
1966年冬天，也就是李宗仁回大陆的第二年，73岁的白崇禧被人发现暴毙身亡。
关于他的死因，至今众说纷纭，不少人都认为是蒋介石指示人在白崇禧常喝的药酒里做了手脚。
像孙立人、薛岳这样的抗日名将，同样在是台湾落寞终老。
薛岳到台湾后，虽然蒋氏父子都给他以表面上的礼遇，但是薛岳接到却是一连串的闲差，于是他只好隐退在台湾南部的嘉义乡间。

闲云野鹤的生活让薛岳成为了“百岁老人”，他在1998年5月去世，享年103岁。
孙立人虽然也像薛岳一样以高寿而终，但是却几经波折。
1955年，孙立人因僚属涉嫌叛乱被捕，之后就被当局软禁起来，这便是迷雾重重的“孙立人兵变事件”。
三十多个年头过去了，一直到1988年3月，孙立人才恢复自由。
孙立人将军还活着的消息很快就震惊了岛内外。

多少年了，孙立人就像消失了一样，许多人早已相信了“孙立人已经仙逝”的传闻。
1988年11月27日，孙立人迎来90大寿，前来祝寿的老战友和各界人士有6000多人。
1990年11月，也就是孙立人获得自由的第三年，他以91岁的高龄去世，自发前往吊唁者一万余人。

最后我们聊一下故事的主角——蒋介石。

其实“介石”是他的字，也就像“润之”一样，“中正”才是他的名。
在台湾，当你说“蒋介石”，很多人会反应不过来。
1971年10月25日，第26届联合国大会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并立即把台湾代表从联合国及其所属的一切机构中驱逐出去。
次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
此后数月之中，20多个国家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与台湾断交。

蒋介石的驻外使馆纷纷关闭，使馆官员一个个灰溜溜的下旗返台，一派凄凄惨惨戚戚的景象。
面对这多事之秋，蒋介石束手无策，毫无办法，为了稳定人心，他只是阿Q似地发表一纸文告，硬着头皮说：“古人常言，天下之事，在乎人为……，只要大家能够庄敬自强，处变不惊……。”
好在，外交的失败，还不足以致命。
政权方面，蒋介石年事已高，蒋经国势力已大，现在交接，已是顺理成章。
蒋经国当时任行政院副院长，院长严家淦有职无权。

蒋介石想趁自己在世时，让儿子名正言顺地当上“行政院长”，为将来接替总统职位打下基础。
严家淦也十分知趣，自觉让贤。

1973年元旦，病中的蒋介石照例发表致同胞文告。
在这些文告中，仍然是那些早已听厌的高调：“纵使我们的权利蒙上一层悲痛的面纱，我们的气氛暂时受到安抚逆流的毒化，我们决不会气馁，我们不会迷失方向与道路。”

蒋介石发表这些文告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向外界表示，他没有病，还是台湾的统治者。
蒋住院期间，对外高度保密。
他本应辞职，以副总统代理其职，但却一直没有这样做，为的是让蒋经国接班有更充分的准备时间。
1973年7月，他第四个孙子蒋孝勇结婚时，他还与他们合照，让报纸公开刊载，以向公众证明他的健康状况。
一直到1975年3月，蒋介石病情转危，他高烧不退，已不能起床。

自知时日无多，他让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副秘书长秦孝仪拿来笔和纸，口授遗嘱。
遗嘱由秦孝仪记录，宋美龄、严家淦、蒋经国等签字，全文如下：
余自束发以来，即追随总理革命，无时不以耶稣基督与总理信徒自居，无日不为扫除三民主义之障碍，建设民主宪政之国家，艰苦奋斗。
近二十余年来，自由基地，日益精实壮大，并不断对大陆XXXX展开政治作战。反共复国大业，方期日新月盛，全国军民、全党同志，绝不可因余之不起，而怀忧丧志！务望一致精诚团结，服从本党与政府领导，奉主义为无形之总理，以复国为共同之目标。而中正之精神，自必与我同志、同胞相左右。
实践三民主义，光复大陆国土，光复民族文化，坚守民主阵容，为余毕生之志事，实亦即海内外军民同胞一致的革命职志与战斗决心，惟愿愈益坚此百忍，奋励自强，非达成国民革命之责任，绝不中止；矢勤矢勇，毋怠勿忽。

蒋中正
中华民国六十四年三月二十九日
蒋介石口授完遗嘱，喘了一会儿气，又说：“我死后，将灵柩暂厝慈湖，那儿风景好，很像我们奉化老家。”
说到这里，蒋介石闭上眼睛，再也不说话了。
大家知道，此时此刻，蒋介石是在思念自己的家乡——奉化溪口。

1975年4月5日下午，蒋介石病情恶化，只能使用电击促使心跳。
晚11点50分，蒋介石瞳孔已放大，医生仍在抢救，注射心脏刺激剂，将电极直接刺入心肌，但已毫无作用了。
蒋介石在宋美龄与蒋经国的哭泣声中溘然长逝，终年89岁。
按照浙江老家奉化的惯例，在大殓前，蒋经国亲自为父亲穿衣服。
蒋介石遗体身着长袍马褂，上面覆盖着青天白日旗。随其遗体入殓者，有蒋介石所得三枚最高勋章，有他经常阅读的四本书：《三民主义》、《唐诗三百首》、《圣经》、《荒漠甘泉》。

仪式后，依照生前的嘱咐，其灵柩移厝距离台北市60公里处的大溪镇福安里村的“慈湖”。
李连杰有一部电影叫做《黄飞鸿之男儿当自强》。
电影的最后，激昂的背景音乐响起，船慢慢驶去。
黄飞鸿在码头岸上把青天白日旗扔给了已经上船的孙中山，然后孙中山扯开旗，说了两句歌颂陆皓东的诗：
但愿朝阳常照我土，莫忘烈士鲜血满地。

回顾从清朝末年开始的求亡图存，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从大历史观的角度来看，大家的努力是一脉相承的。
每年国庆节，“中山国父”的画像还会摆在天安门广场上，其意义不言而喻。
《黄飞鸿之男儿当自强》的台版一共有125分钟。
如果把这125分钟延长成自1895以来两岸的125年，如今该到背景音乐响起的时候了。
快结束了。

全篇完。
台湾和日本的恩恩怨怨
1895年4月17日，李鸿章、李经方父子和伊藤博文签署了《马关新约》。
这种差使李中堂原本是不愿意去的，朝廷最初派了户部左侍郎张荫桓和湖南巡抚邵友濂二人前往谈判。
谁料日方大放厥词，拒绝谈判，还威胁继续用兵。

不得已，李鸿章才舍上一世英名远赴东瀛。
日本下关日清议和纪念馆。《马关条约》中文原本现典藏于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日文原本藏于东京国立公文书馆。
《马关条约》的第一条是让大清确认朝鲜独立——这是日本人最在乎的一条，以后有机会展开说。
第二条是割让台湾、澎湖、辽东半岛予日本。
第三条是讲割地后划界的事情。

第四条是赔偿白银两亿两。
第五条是第二条的补充条款，原文这样写的：
“本约批准互换之后限二年之内，日本准中国让与地方人民愿迁居让与地方之外者，任便变卖所有产业，退去界外。
但限满之后尚未迁徙者，酌宜视为日本臣民。
又台湾一省应于本约批准互换后，两国立即各派大臣至台湾，限于本约批准后两个月交接清楚。” 

通俗来讲，就是割让土地之后的两年内，如果被割让土地内的居民想搬迁的可以自愿迁走；剩下的就默认愿意做“日本人”。
这是一条对台湾影响深远的条款。
一方面，它使得大批岛内官员和文化人士全部内迁，日本人很轻松的从一片文化沙漠上重建了台湾。
另一方面，它也直接导致了很多年后岛内历史学界对1895~1945这半个世纪台湾历史地位的定义——
“日据” or “日治”。

十九世纪末台湾中部原住民，真实的“赛德克巴莱”
历史表述有时就是这样，一字之差，谬以千里。


“日据”表示台湾是中国固有领土。
1895~1945这段时间以殖民地的形式被日本强行占据，其内涵是“一个中国”原则。

“日据”不仅是大陆的官方说法，也是2000年陈水扁上台之前岛内的主流说法。
“日治”则不同。
“日治”含义为“台湾被日本统治”，即“台湾是日本的一部分”，少了一分被强迫的含义。
岛内“亲日派”人士往往会把《马关条约》中的条款拿出来说事，认为留在台湾的人法理上属于自愿，所以为“日治”。
2000年岛内首次政党轮替后，“日治时期”的表述经民进党政府推广，成为了教科书的标准用法。

抠字眼向来是岛内各派政治势力热衷的一种历史观表达方式。
后来随着蓝绿交替，马英九和蔡英文将历史书中的“日治”和“日据”改来改去，搞得不亦乐乎。
台湾总督府厅舍，启用于1919年，即今天的台湾“总统府”
时间再回到1895年。
割台的消息传到台北府，时人记载道：

“若午夜暴闻惊雷，惊骇无人色，奔走相告，聚于市中，夜以继日，哭声达于四野，风云变色，若无天地”。
自1885年刘铭传任台湾巡抚后，经过一系列洋务改革，当时台湾的经济和工业基础已经领先于很多内陆省份。
在自己不能主宰命运的情况下被清政府出卖给日本，台湾人民的悲愤、无奈、绝望的心情，非外人所能体会。
著名诗人丘逢甲写下血书“抗倭守土”，并带头联名致电清廷，表示“桑梓之地，义与存忘”，愿意与驻台清军誓死守御。
1895年6月2日，中国全权代表李经方与日方台湾总督桦山资纪在停泊于基隆海面的日舰“横滨”号完成了台湾交接手续。

此后台湾人民以“台湾民主国”的名义，发誓“愿人人战死而失台，决不愿拱手而让台”，在台湾岛上与日军展开殊死斗争。
日本派来台湾的前三任总督——桦山资纪、桂太郎、乃木希典都没能控制住局面。
在乃木希典看来，日本统治台湾得不偿失。
除了台湾的税收之外，日本还得从甲午战争赔款中拿出1200万两白银对台湾进行军费补助。
于是乃木大将萌生出卖台湾的想法，并说动了当时的首相松方正义。

经过一系列幕后活动，初步决定以1500万法郎把台湾卖给法国。
1898年，伊藤博文重新成为日本首相。
在伊藤主持召开的军政要员会议上，乃木希典正式提出了他的卖台论，获得日本外务省的坚决支持。
这时，被誉为“明治第一智将”的时任内务大臣儿玉源太郎起立发言，他反对道：
“台湾系日本南部的屏障，军事价值甚大。乃木总督提到台湾不好治理的问题，是我们管理的官员无能。”

会上，儿玉毛遂自荐担任台湾总督。
之后几年间，儿玉源太郎治下的台湾日趋稳定，在台湾留下了深刻的日本烙印。
他也成为日本统治台湾的最大功臣。
描绘同盟会成立的油画作品。同盟会于1905年成立于日本东京
不得不说，日本人对清国的“统战”工作做的非常好。

从甲午战争开始，他们就已经将“汉人”跟“清政府”进行了相当程度的分化，甚至还抛出“驱逐满清，帮汉人复国”等颇具迷惑性的说法。
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等人都往日本跑。
作为对清统战的一线，儿玉源太郎把台湾打造成了日本资助国民党闹革命的桥头堡。
1897年11月上旬，在儿玉的支持下，陈少白等人在台北创立兴中会台湾分会，并逐渐打开局面。
那个年代，儿玉源太郎等总督府的高层经常与同盟会一起筹划“起义抗清大计”。

1900年孙中山在惠州领导起义，儿玉源太郎不仅提供武器，还从日本殖民政府名下的台湾银行厦门分行的金库中取了三百万两银子给孙中山。
这在当时可是一笔巨款。
双方约定，孙中山在惠州举义的同时，儿玉就出兵攻打厦门。
日孙联合，上下夹击。
后来因日本内阁改组，伊藤博文怕惊动英美，遂叫停了台湾总督的计划。

惠州起义最终以失败告终，参与革命运动的日本人山田良政与多位兴中会会员惨遭满清杀害。
孙中山则化名“吴仲”，与后藤新平（台湾总督府民政长官、儿玉副手）一起乘“横滨丸”自基隆航往日本。
骑兵队于台湾总督府前迎接于1923年4月到访的摄政皇太子裕仁（裕仁即昭和天皇，1926年12月25日-1989年1月7日）
  
台湾的日据时期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前期武官总督时期（1895-1919）
中期文官总督时期（1919-1937）
后期军国化统治时期（1937-1945）
相对来说，中间二十年是比较平和的，搞了一些民生建设。
1937年日本发动七七事变后，由于战争带来的巨大消耗，本土和殖民地全部开启了军国化统治。

或许大家想不到，其实早在1938年初，日本政府的财政就已经破产。  
1938年春天，日本改组内阁，发布了国家总动员法，自此正式进入战时经济体制。
这一年，日本高层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了“武汉会战”身上。  
天皇裕仁在武汉会战前的御前会议中说：
要给国民政府“最后致命的一击”，迫使中国投降，不愿再见到“帝国雄师百万受制于中国”。

日本对于武汉会战可谓是倾举国之力，孤注一掷。
连日本本土仅留的一个近卫师团也随时待命，准备增援武汉。
这种形势下，日本在台湾大举征兵，组建了一支名为“波田支队”（又称“台湾守备混成旅团”）的战斗队伍开赴武汉，兵力达一万余人。
波田支队在武汉会战中表现十分抢眼，连克九江等重镇，战斗力丝毫不逊色于日军甲种师团。
后来这支部队又被征调去了东南亚战场，最终在帝汶岛全军覆没。

武汉会战中的波田支队
除了征调台湾人参军，日本在这一时期加大了对台湾的同化力度，即推行所谓的“皇民化运动”。
这一运动的指导思想是从精神上消除台湾人的民族意识，从生活上脱离汉民族及台湾原住民的生活型态与文化，从而全面日化。
皇民化的第一步是改名字。
日本人也是别出心裁，想了诸如拆字法等“重命名”的方法——

“洪”改为“共川”或“三井”，“白”改为“上泉”，“石”改为“岩下”，“野”改为“里予”……
这一时期的台湾人大都有日本名字。
像李登辉，又叫岩里政男；他的哥哥李登钦，叫岩里武则。
李登钦随日军一起战死在东南亚，后供奉在靖国神社。
李登辉去靖国神社参拜，就是去拜这个哥哥。

1945年10月25日，依照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发布的《一般命令第一号》，中华民国将领代表同盟国接受在台日军投降
从马关割台至今，台湾和大陆“相连”的时间只有短短的四年——1945~1949.
然而就是这短短的四年，还被国民党蒙上了一层不堪回首的阴影。
1945年10月15日，国民政府军在基隆港登陆，台湾人咏诵着陆游“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勿忘告乃翁”的诗句热烈欢迎。
全省家家户户张灯结彩，祭告祖先，通宵欢饮。

当时有人谱了一首歌，歌词是：
台湾今日庆升平，
仰首青天白日清。
六百万民同快乐，
壶浆箪食表欢迎。

然而不久，国民政府在台湾的表现便令台湾民众大大的失望。
国军人员不仅纪律败坏、贪腐横行，而且限制民间经济活动，将在台湾所接收的物资无偿运往中国大陆，投入内战。
台湾完全变成了国民政府的一块“小殖民地”——大量物资粮食被运走，岛内通货膨胀严重。
不仅诸多民众饿死街头，治安状况也比日据时期大幅下滑，盗贼横行。
由于国民政府极其不信任当地人，使得当时全岛十七位县市长中仅有四名本省人，且均为自重庆返台的“半山派”（连战父亲连震东是代表人物之一）。

这一系列的矛盾，最终导致在1947年2月28日爆发了台湾全岛反抗政府的“二二八事件”。
1947年2月28日中午12时的台北火车站广场
1947年2月27日，一名国民党警员在台北天马茶坊殴打了一个烟贩。
围观过程中，警员想掏枪驱逐群众，不料却开枪误伤平民。
第二天，台北市民爆发了大规模罢市和游行，请愿政府交出罪犯。

国民党岂是跟你闹着玩的？
又是一番强力镇压。
一番针锋相对后，岛内暴动的民众掀起大规模起义，几乎控制台湾全岛。
时任台湾省行政长官陈仪在“部分隐瞒事实真相”的情况下急电南京求援，获得蒋介石“清乡”的命令。
于是国民政府调驻守上海的21军在基隆登陆，进驻台北，对群众进行大规模镇压。

二二八运动最终失败。
许多曾经热切期待国府统治和反抗日本的岛内知识分子，在事件中惨遭国民政府杀害。
之后，台湾人对于国民政府的好感度降至冰点，一股“怀念日据时期”的思潮开始蔓延。
直到今天，“二二八”都是国民党的一个重要伤疤。
每逢选举，民进党总会把二二八事件重新翻出来，煽动民众对国民党的仇恨，算老蒋的旧账。

日据时期，有大量日本人在台湾生活工作。
台湾光复后，大批日本人被遣返日本本土，据估计总数达三十万人以上。
许多生活中朝夕相处的人，一时间分隔两地。
1945年的12月，一位日本籍教师在遣返船高砂丸号上，一字一句写下了给他台湾籍女学生兼爱人小岛友子的七封情书。
之后两人另组家庭，这七封情书也没能真正寄出去。

几十年后，后人们发现了这个故事，并以此为题材拍成了一部电影——《海角七号》。
台湾人对于日本的这种“复杂感情”，在艺术作品中被展现的淋漓尽致。
参考阅读：
大清复国记
列宁与孙中山

台湾专辑
台湾与香港的恩恩怨怨
1983年，由大陆和香港联合制片的电影《垂帘听政》上映。
大陆演员刘晓庆饰演慈禧，出道不久的香港演员梁家辉饰演咸丰。
张铁林同志这次没能演皇帝，委屈一下，演了恭亲王奕。

《垂帘听政》这部电影非常成功。
第二年，年仅26岁的梁家辉凭借此片成为香港电影金像奖历史上最年轻的影帝。
很可惜，电影的热映和影帝的荣耀并没能给梁家辉带来事业上的更上一层楼，反而让他成了被封杀的对象。
被台湾封杀。
八九十年代的香港有“东方好莱坞”之称，每年生产几百部电影。

可香港再怎么富饶也就是一个几百万人口的城市，规模非常有限。
所以这一时期台湾便成了港片重要的发行市场。
大家看金马奖历年的名单，有很多香港电影，比如大家熟悉的《英雄本色》等。
市场在谁手里，制裁的大棒就在谁手里。
蒋经国李登辉时代的台湾为了和大陆竞争对抗，出台了一系列限制港台演员赴内地拍片的规定。

于是梁家辉便因为《垂帘听政》这部电影遭到了台湾文化局的封杀。
此后好几年的时间里，片商们都不敢找他拍戏。
无奈之下，梁家辉只能租下一个铺位卖杂货，开始以摆地摊为生。
一摆摆了好几年，直到周润发拍《监狱风云》时邀请他复出。
同一时期被台湾封杀的香港艺人并不少，还有一位是大名鼎鼎的汪明荃。

作为《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签字仪式的主持人，她在1988年被新华社香港分社推荐为港区人大代表。
这样一来便上了台湾的黑名单。
汪明荃后来回忆道：
“从1988年我当上全国人大代表开始，我的所有电视剧都被封杀了。整整十年时间没有拍过戏，对我个人损失很大……
1998年再出来拍戏的时候，拍的是《创世纪》，那是我演艺生涯中第一次演别人的妈妈。”

与演绎巅峰期漫长的男演员不同，女演员的黄金岁月比较短。
纵观香港电影发展史，汪明荃被封杀的这段时间，恰好是港片最辉煌的时期。
十年间错过无数机会，花旦变妈妈，说来让人心酸。
繁华过后，待到汪明荃重新复出时，台湾经济已经辉煌不再。
市场没了，港片从此走向下坡路——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如果说对电影、艺人的封杀还属于文艺领域的竞争，那么同一时期台湾对香港主权的觊觎，就有点过线了。
清朝年间，中英双方关于香港问题的条约一共有三份：
1842年《南京条约》，香港岛永久割让予英国；
1860年《北京条约》，九龙半岛永久割让予英国；
1898年《展拓香港界址专条》，新界及其二百多个岛屿租借给英国，租期为99年。    

这三份条约的正本全部由台湾“外交部”寄存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八十年代初，中英正式启动关于香港问题的谈判。
台湾方面愤愤不平，坚称“中华民国拥有香港主权”。
言下之意是民国继承了大清的法统，撒切尔夫人应该跑去台北和蒋经国谈判。
时任台当局“行政院院长”的孙运璿亲自出面抗议，还公开展示了《南京条约》的原件。

不过任凭台当局上蹿下跳，英国方面始终未予理会。
首相和外交大臣都很忙的，没有时间陪你们演戏——精力要花在能拍板的人身上。
站在国民党的角度，其实这并不是第一次和英国人谈香港的问题。
早在抗战末期，蒋介石就曾提出过要英国归还香港的请求。
话说1941年珍珠港事件后，日本向英国宣战。

几乎在偷袭珍珠港的同时，日本空军也轰炸了香港启德机场，将驻港英军仅有的五架飞机摧毁。
此后几天里，驻华南的侵华日军开始大举进犯香港，英军在总督杨慕琦的带领下投降。
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为中美英三国的结盟铺平了道路。
中国作为对日作战的主力，自然有理由向英美提出废除旧时代不平等条约的要求。
于是从1942年夏天开始，中方便开始和美英两国接触洽谈有关废约的事宜。

相对来说，美国人是比较爽快的，毕竟与中国没有领土纠纷。
不过英国方面就难缠多了。
参加开罗会议的蒋介石
中英有关废约问题的谈判启动后，英国驻华大使薛穆没想到国民政府竟然非常重视香港。
时任国府外交部长的宋子文正式向他提出了收回香港主权的要求。

薛穆立即请示首相丘吉尔，得到了强硬拒绝的答复。
谈判僵持了起来。
国民政府的外交立场是相对软弱的，一看推不动，便开始不停让步。
蒋介石的条件从“收回香港全部主权”一路退到“二战结束后英国应归还被租借的九龙地区”。
然而就是这个关乎国民政府脸面的“战后九龙归属问题”，丘吉尔都不肯答应。

最终也没能落到纸面上。
所以大家看1943年的《中英新约》，其全称叫做《关于取消英国在华治外法权及有关特权条约》，侧重“废除特权”。
签订条约的宋子文。宋子文吸取了李鸿章的教训，他这个外长只签好条约，一看形势不妙就辞职，找副手代理外长来签。（《外蒙，1945》）
解放战争末期，我南下大军直抵深圳河畔，驻港英军风声鹤唳。
这时，负责对外贸易和港澳工作的潘汉年和廖承志向中央建议：军队不宜进驻香港。

因为当时美国执行杜勒斯的封锁政策，上海、天津、青岛等港口城市与国外的贸易往来几乎断绝。
如再收回香港，则惟一通向国际社会的贸易渠道将被封闭。
廖承志建言道：
“要武力解放香港，对中国人民解放军来说，只是一声冲锋号，就能把红旗插上香港太平山。但是如果香港暂时留在英国人手中，我们就能从香港进口我国亟需的物资，也可以利用香港作为我们与世界交往的通道，香港还可以成为我们了解世界各国情况的窗口。这些深远的战略意义，会随着似箭的光阴，越往后，越为大家所接受和看清楚。”
潘汉年和廖承志的看法一经汇报，即得到中央领导的肯定。  

国民党方面也不傻，一看解放军勒马河畔，自然会猜到了我方的心思。
于是很多国军将领拖家带口去了香港。
因为汇聚了各方势力，使得此后很多年里香港成了大陆和台湾“明争暗斗”的舞台。
狮子山下，两岸在情报、文宣等阵线上全面开火，不亦乐乎。
抗日名将余程万1950年赴香港做起了米店和杂货店的生意。1955年的一天晚上，其公寓遭劫匪入侵，在警方赶来后的枪战中，余程万不幸中枪身亡。

建国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台湾当局出于坚持拥有“香港主权”的考量，事实上是承认了香港公民为“中华民国公民”。
台湾的“立法院”甚至还给港澳预留了名额。
这一时期香港人去台湾要办一个所谓的“入台证”，得找“侨委会”去办。
错综复杂的定位再加上台湾和英国没有正式外交关系，使得港台两地之间的人员流动非常混乱。
经常有人在台湾犯了事跑香港，或者在香港杀了人跑路台湾。

大家看八九十年代的香港电影，台湾黑帮是一个绕不过的话题。
像《英雄本色》中的狄龙，就是去台湾“送货”时被小弟出卖的。
撒切尔夫人与中方签约，1984年
真正给港台两地关系做好梳理定位，要到1997年了。
完成主权移交后，香港法律依据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处理香港原有法律的决定》，正式定义“中国”即“中华人民共和国”。

台湾当局打了若干年的擦边球，从此化作历史的尘埃。
参考阅读：
谁是正统：两岸争侨史
两岸望族：绍兴俞家
袁庚往事

金门，1949
1949年渡江战役后，整个战场态势呈现“一边倒”的局面。
我第三野战军第十兵团（司令员叶飞）挥师福建，大破国军李延年兵团，于8月17日攻克福州。
福建省人民政府和福建军区随后成立。
张鼎丞（福建人，时任华东局组织部长）任省委书记、省政府主席；叶飞任省政府副主席兼福建军区司令员（十兵团兼）；韦国清任福建军区副政委、福州市军管会主任。

除韦国清留下一个师的兵力警备福州外，叶飞率第10兵团主力继续南下至泉州地区，将国军主力压缩在“闽南金三角”厦漳泉一带。
蓄势待发。
福州战役前，解放军某部动员现场
福建是拱卫台湾的第一道屏障，蒋介石尤其重视。
福州和平潭岛战役失败后，蒋介石撤销了李延年第六兵团的建制，成立东南军政长官公署（主任为陈诚）厦门分署，调汤恩伯任分署主任兼福建省主席。

汤恩伯早年便是蒋介石的嫡系亲信。
三十年代中央军有“陈、胡、汤”之称，汤即汤恩伯，陈、胡分别为陈诚和胡宗南。
汤恩伯原本在上海战役时已“心灰意冷”，想到日本安度晚年。
当时他秘汇了五十万美元军费经美国转到日本，准备购置豪宅。
谁知突然又被蒋介石“委以重任”，汤恩伯随即抵达厦门，准备负隅顽抗。

10月7日，蒋介石亲抵厦门。
在汤恩伯寓所，蒋召集团长以上人员加以慰勉，号召他们杀身成仁。
不过接下来的厦门战役国军败的仍然很干脆。
解放军以少量兵力佯攻鼓浪屿，吸引大批国军投入鼓浪屿战斗，并将厦门岛内的机动部队南调。
最终登陆鼓浪屿的解放军以几乎全部阵亡的代价牵制住了国军，我大军顺利登陆厦门，国军三万余人被歼灭。

10月16日解放军占领厦门后，汤恩伯将总部移到金门。
厦门战役的胜利使得我军指挥官萌生了速胜的轻敌思想，认为金门也将“传檄而定”。
厦门鼓浪屿
我军显然是低估了蒋介石对于金厦两岛的决心。
实际上，早在厦门战役开始前，蒋介石即已派陈诚赴汕头调遣胡琏的十二兵团前往金厦。

为了延缓解放军的攻击、争取调兵时间，国军还派出空军对我金厦两地海域集结的船队发动大规模炸射。
期间最重要的一次空中打击行动发生在10月18日。
这天解放军在厦门附近集结船只实施大规模渡海演习，不知是国军运气好还是我方走漏风声，台湾方面突然派出大队空军来袭。
当天我方数百艘机帆船被击沉或击伤，导致真正开战之际解放军渡海运输载具严重匮乏。
至金门战役开战前，面积仅一百多平方公里的金门岛上汇聚了国军两个兵团司令部、共四万余大军。

10月20日午间，蒋介石急电驻守金门阵地之汤恩伯，告以：
“金门万不能再失，必须就地督战，负责尽职，不能请辞易将。”
面对“校长”的威逼，汤恩伯这次只得使出吃奶的劲，全力一搏。
战前汤恩伯还把原日军陆军中将根本博带在身边作为“私人顾问”，协助指挥。
根本博，1891-1966，中文化名林保源，曾被日本陆军和国军陆军分别授予中将衔

与蒋介石、陈诚等大咖的“亲力亲为”相比，我军当时并未把金门战役摆到很高的位置。
随着一连串的胜利和捷报，我军前线高级指挥官对于战争形势的判断盲目乐观。
在金门战役打响前，很多人已经将工作重心转移到了城市接管上。
对于国军十二兵团胡琏部两个军增援金门这一关键战场态势，我方并没能够及时捕捉到。
因此第十兵团司令部仍将主要进攻任务交到第28军一个军身上。

其实在金门战役前的大、小嶝岛战役中，我军已发现被俘国军中有第十二兵团所属第十八军的士兵，但并未引起叶飞的高度重视。
当时的判断是“大陆不会有什么大仗打了”，金门战役就是让二十八军去“扫个尾”。
10月18日，在第十兵团的多次督促下，28军副军长萧锋制定并下达攻击大金门岛的部署命令：
第一梯队
第28军第82师第244团

第28军第84师第251团
第29军第85师第253团
第二梯队（实际登陆只有10个排）
第28军第82师第245团
第28军第82师第246团（2个连）

第29军第87师第259团（2个连）
尽管十兵团已经抽调了福建沿海几乎所有的船只配属到厦门前线，但渡海船只仍严重不足。
这种局面下，28军不得不推迟到10月24日才发起进攻。
在推迟进攻的10月18日至24日期间，我军侦查部队已发现金门有国军陆续登陆。
正巧在10月23日我军集结完成可装载三个团兵力的船只。

因此第十兵团首长认为，必须乘敌增援部队未到达金门之时，抓住战机发起登陆。
我方判断：
第一梯队航渡三个团，返航后，第二梯队至少还可航渡两个团，即一夜能运过五个团的兵力，敌我力量对比可达1：1，足可巩固阵地，解决残敌。
10月24日夜，我军正式发起渡海作战。
攻击具体部署是：

以三个团为第一梯队，由第82师统一指挥，分别自莲河、大嶝岛、沃头东北港湾起渡，在大金门岛北部湖尾乡至古宁头段登陆突破，首先攻歼该岛西半部之敌；尔后会同后续梯队攻歼东半部之敌。
预定三天解决战斗。
国军在金门战役中配属了21辆M5A1轻型坦克，导致我军登陆初期进攻不畅，贻误战机。后来这些坦克被国军宣传成所谓的“金门之熊”
当24日夜间我军从莲河、大嶝岛、后村等地启航时，天空一片漆黑，海面刮起三、四级东北风，潮水徐徐上涨。
由于我军征集的水手大都来自福州、泉州等地，并不熟悉金厦一带的航道，协同调度产生了不少的麻烦。

战前策划统一指挥三个团的第82师指挥所并未随船跟进，导致各团自行航行。
由于风浪较大和潮汐涨退等问题，抢滩登陆后我军船只几乎全数陷在沙滩上，动弹不得。
战前预计的“第一梯队登陆船只返航后再运送第二梯队两个团，一夜能运过五个团的兵力”，沦为空想。
10月25日凌晨12点30分，在垄口海滩抛锚的三辆国军M5A1轻型坦克注意到海面上射出的红色信号弹。
定睛细视，大批解放军帆船乘夜色而来。

国军立即进入战斗位置，发炮还击，金门战役爆发。
战役初期发生了一件极为巧合的事情：
国军66号坦克因故障，战前车头朝向内陆。在发现我军登陆船只后，迅速将炮塔朝后转向海滩。
因炮塔反向，装弹手未能装填高爆榴弹，而是装填了一枚穿甲弹。就是这一炮，精确命中了我军一艘大型机帆船的主桅，即刻引燃帆布，照亮附近海面。
在大火的映衬下，国军岸防炮兵一齐开炮，给我军造成巨大伤亡。

出师不利。
凌晨两点左右，解放军三个团在约十公里的正面上（垅口、后沙、古宁头一带）开始登陆突破。
由于缺乏夜间登陆作战经验，上岸后各部建制混乱。
不仅三个团没有形成统一指挥，各团也未能及时恢复建制，营以上指挥员能掌握的部队不超过一个连。
登岛部队在失去统一指挥且未巩固滩头阵地之情况下，按照既定作战方针向岛内纵深猛插。

尽管登陆过程中遭遇了一系列偶然事件和伤亡，但我军三个团基本还是按照计划完成了登陆。
据第251团团长刘天祥25日凌晨向第28军副军长萧峰报告，我军还俘虏了不少睡梦中穿着裤衩的国军。
金门战役最关键的时刻发生在登陆后的第二天，也就是10月25日的白天。
这一天国军调集了18架从台湾起飞的P-51战斗机飞赴金门战场。
按照解放战争时期国军的作战水平，原本是不存在“空地联合作战”这一说的。

通常就是空军自己负责找目标轰炸，很少会与战场上的陆军保持“实时通讯”。
但金门战场上恰恰有一个原空军警卫旅改变的陆军师（45师），该师把对空无线电玩的很溜。
在45师地面部队的指引下，国军空军把我第一梯队登陆部队的100多艘机帆船全部摧毁。
前一天夜里登陆金门岛的解放军陷入万分危险的孤立状态。
P-51是美军在二战期间的战斗机，美国在解放战争期间曾支援国军近300架该型飞机

眼看情况危急，第十兵团下令紧急动员船只，但只收集到装载4个连兵力的船只。
第十兵团遂决定由第246团团长孙玉秀率第246、第259团各2个连前往增援。
由于风浪太大，我第二梯队一部被风吹散，实际登岛的只有几百人的兵力。
经过25日晚间一夜苦战，第二梯队登岛部队终于与坚守古宁头的部队会合。
到26日白天，由于国军海空军战力远胜于解放军，我军无法再次组织增兵，只能隔海兴叹。

当日国军十二兵团司令胡琏抵达前线，胡琏亲自与各师长通话指示，组织围攻据守金门古宁头村的我军。
至26日黄昏，我军防线已被压缩至古宁头村内。
26日夜，我军一部1000余人乘夜色突围至海边，然而并未找到船只，只得再次返回金门岛东南山区。
27日凌晨三时，我军最后一支增援部队30余人乘一艘汽艇到达古宁头北侧海岸，被国军发现后歼灭。
至27日午夜时分，我登陆部队弹尽粮绝，在古宁头以北的沙滩上全军覆没。

金门岛上坚持时间最久的我军登陆战士是第253团团长徐博。
在10月26日晚突出重围进入金门岛东部山区后，他一直隐蔽在北太武山的山洞中，靠挖食地瓜等植物充饥，等待解放军第二次登陆。
金门战役结束几个月后，偶然间一位当地村民向胡琏抱怨，称“红薯常常在夜晚被部队偷吃”。
机警的胡琏立即出动一个师的兵力搜山。
1950年1月，徐博被国军发现，后被押到台湾英勇就义。

今天金门岛上的古宁头村
金门战役的捷报传到台湾后，蒋介石起初并不相信。
因为国军此前屡屡讳败为胜，老蒋已经被骗太多次，所以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前方报案之不实几乎每每如此。”
待到消息真正确认后，蒋介石流着泪对身边人说：“这一仗我们全胜了……台湾安全了……”
我军方面，第十兵团在战后做了严肃的检讨会，司令员叶飞向上级请求处分。

此后我军认真吸取渡海作战的经验教训。
在四野准备发动海南岛战役前， 人在苏联的毛泽东还专门给林彪发电报：
“……必须集中能一次运载至少一个军（四五万人）的全部兵力，携带三天以上粮食，于敌前登陆，建立稳固滩头阵地，随时独力攻进而不要依靠后援。
因为潮水需十二小时后第一次载运船只方能返回运第二次，而敌可用海空军切断我之运输，故非选择时机一次载运一个军渡海登陆，并能独力攻进，建立基地，取得粮食，便有后援不继，遭受重大损失之危险。
三野叶飞兵团，于占领厦门后，不明上述情况，以三个半团九千人进攻金门岛上之敌三万人，无援无粮，被敌围攻，全军覆灭。你们必须研究这一教训。

海南岛之敌，可能较金门敌人战力差些，但仍不可轻敌。请告邓（第15兵团司令员）赖（第15兵团政治委员）及四十军四十三军注意，并望你向粟裕调查渡海作战的全部作战经验，以免重蹈金门覆辙。……”
海南岛战役前四野练习水上射击
金门战役是解放战争末期的一个小插曲。
虽然它一度延缓了解放军攻取东南沿海岛屿的步伐，但并未影响全局。
原本我军预定在1950年5月由第十兵团动用五个师的强大兵力再战金门，一雪前耻。

然而随着朝鲜战争的爆发，美军第七舰队开入台湾海峡协防，导致计划被取消。
接下来摆在新中国面前的，便是《跨过鸭绿江，1950》的问题了。
金门炮战，1958
在1949年之后的两岸关系史上，一共发生过三次“台湾海峡危机”——
第一次危机 1954~1955

解放军攻克一江山岛，美台签署所谓的“共同防御条约”。艾森豪威尔政府对华实行“核威慑”，将核武器前置到日本冲绳。
第二次危机 1958


即本篇要讲述的故事——金门炮战。
这场危机的前因后果非常复杂，但今天大家普遍都认为这是一场“政治战”，而非“军事战”。

第三次危机 1996
参考《台海危机，1996》。

五六十年代民兵操作大炮，注意是女兵


五十年代，厦门外海的金门岛成为国军在大陆沿海最重要的军事阵地。
金门岛包含大金门、小金门、大担、二担等岛屿，总面积约150平方千米，大致相当于北京三环内的面积大小。
至1957年底，金门设有以国军名将胡琏为司令的防卫指挥部，下辖6个步兵师和特种兵部队，共计8万余守军。
五十年代的美国总统是大家熟悉的艾森豪威尔（任期自1952~1960）。
此人是一名坚定的反共分子，对于“分裂中国”非常积极。

1955年他主导炮制了所谓的“新西兰”提案——由新西兰向联合国安理会提出审议“中国与台湾在沿岸某些岛屿地区的敌对行动”。
把中国内政“国际化”，是这些人的一贯手段。
（大国在联合国做一些敏感问题的“发声”时通常会采取“代理人”的方式，比如中国一段时间就会委托柬埔寨……）
1960年艾森豪威尔访台，他是唯一访台的美国在任总统。艾高举双手示意，旁边穿军装者为蒋介石。如果不仔细看还会以为蒋是艾大总统的随从或保镖。
1956年，艾森豪威尔再次公开指责苏联赫鲁晓夫，称他“在欧洲支持两个德国，在亚洲却只支持一个中国”的说法自相矛盾。

种种迹象表明，当时美国方面有关“两个中国”的政策已经跃然纸上。  
在美国人的设计中，为了避免台湾和大陆在“险地”爆发直接冲突（把美国拖下水），蒋介石应放弃金门、马祖等靠近大陆的“离岛”。
凭借台湾海峡天堑，专心守卫本岛。
虽然老蒋一百个不情愿，但面对美国人的要求也倍感压力——毕竟1955年刚刚生效的《美台共同防御条约》是其安身立命的根本。
北京方面对于金门炮击的初衷则非常复杂，一般认为有以下几个原因：

1、给国民党军军事压力，压制其所谓的“反攻”叫嚣
2、阻止苏联与西方的和解（《苏联的1956》）
3、给蒋介石坚守金门马祖以“口实”

“1”和“3”看起来似乎有些矛盾，一“打”一“拉”，但这恰恰就是金门炮战的玄妙之处。

相隔咫尺的金门和厦门
五十年代中期开始，北京和台北之间有一条通过香港中转的“秘密沟通管道”。
这个“秘密沟通管道”就是民国著名记者、蒋经国曾经的幕僚——曹聚仁。
1956到1959年间曹聚仁曾往返北京香港11次，为两岸和平对话牵线搭桥。
每当曹聚仁回到香港，蒋经国便派其机要秘书王济慈前往探望，了解毛泽东周恩来委托曹转达的信息。

因为这层特殊的身份，曹聚仁竟然事先得知了“炮击金门”这一关键情报，并提前数小时在新加坡《南洋商报》上披露。
关于这次“泄密事件”，坊间众说纷纭。
有分析就认为，这是我方为了避免误伤美国人、控制事态扩大化而进行的“主动泄密”。
之所以这样判断，是因为《南洋商报》这份报纸在金门炮战期间“戏份”很重，不像是偶然事件。


被《中国名记者》丛书收录的曹聚仁。曹在抗战期间是有名的“战地记者”，曾首发关于台儿庄大捷的报道
继战前数小时得到“关键情报”后，1958年10月5日这天，《南洋商报》再次在头版显要位置发表了“本报驻香港记者郭宗羲三日专讯”：
  
明日起一周内停止炮击轰炸与拦截补给金马船只，香港第三方面分析此举将奠定未来直接谈判基础。
  

据此间第三方面最高层人士透露，最近已有迹象，显示国共双方将恢复过去边打边谈的局面。据云：在最近一周内已获致一项默契，中共方面已同意从十月六日起，为期约一星期，停止炮击、轰炸、拦截台湾运送补给物资往金门马祖的一切船只，默契是这些船只不由美舰护航。
  
记者获得此消息后，即设法向此间接近双方的人士采访，他即表示：“请看三两天，便可揭晓。”
  
凭借着连续两次搞到“大新闻”，《南洋商报》一时间名声大噪。

各国记者特工蜂拥香港，纷纷打探这位名叫“郭宗羲”的记者是何来历。  
“郭宗羲”，便是曹聚仁。
因为这种战前的真真假假、虚虚实实，所以时任福州军区政治委员的叶飞上将后来回忆称——
“金门炮战并不为攻取金门，而是一场政治仗。”


五六十年代大陆一侧针对金门的高音喇叭，又被称为“政治炮兵”
聊了这么多前戏，下面开始上正餐。
金门炮战的作战方案由福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和政治委员叶飞根据总参谋部指示制定。
战前我军共调集地面炮兵36个营、海岸炮兵6个连，共450余门火炮。
除此之外，海军90余艘舰艇和空军200余架飞机也投入了战斗。

1958年8月23日17点30分，我军阵地万炮齐发。
“八二三炮战”正式打响。
在第一波急袭中，解放军一次性倾泻了数万发炮弹，金门顿时陷入火海之中。
国军炮兵曾一度试图回击，但很快便被我方火力压制住。
炮击当天，金门守卫司令部三个副司令当场身亡，前来视察的“国防部长”俞大维受伤（《渔舟唱晚》）。

向来运气极佳的金门国军总司令胡琏侥幸捡得一命。
话说当年淮海战役我军在双堆集发起总攻时，胡琏和黄维分乘一辆坦克突围（最后碰碰运气），黄维被俘去了“功德林”，胡琏竟然侥幸逃脱。
果然运气也是一种实力。

在8月23日这天阵亡的三位国军副司令中，有一位名叫吉星文——吉鸿昌的侄子。


吉星文是抗日名将，1937年7月7日驻守宛平卢沟桥的29军37师219团团长便是他。

吉星文与蒋介石合影
自8月23日炮击开始，我军凭借强大岸基火力封锁了金门岛。

这样一来，岛上八万余国军的后勤补给成了一个大问题。
1955年美国不是刚刚和蒋介石搞了一个所谓的“共同防御条约”嘛。
所以在9月7日这天，美军和国民党军组成一支“联合舰队”出现在金门岛附近，意图打破解放军封锁。
天赐良机。
当时我方高层正有意检验一下美国方面对于这份“美台共同防御条约”的决心。

于是解放军奉命开火——只打蒋舰，不打美舰。
这一打美国人就露馅了。
美军舰抛下蒋舰掉头就跑，“条约”的成色一下子被验了出来。

文章的最开始我们提到过，金门炮战是一场很玄妙的战争，得一“打”一“拉”。

10月5日这天，最高层制定了“打而不登，封而不死”的方针，由新加坡《南洋商报》将信息传递出来。
探探风向。
一天后，国防部长彭德怀发表《告台湾同胞书》，正式官宣。
于是接下来的炮击政策改为“单打双不打”，即逢单日炮击，双日不炮击。
这种断断续续、时大时小的炮击持续了二十多年，直到1979年中美建交为止。

随着军事局势的渐趋缓和，六七十年代国共双方在金门厦门展开了内容丰富的“统战工作”。
比如：成立广播站、黄金利诱、投递传单、投递土特产（糖衣炮弹）、扔收音机等等。
当时金门国军最重要的广播据点在金门主岛东北角的马山——这里距大陆的解放军据点角屿仅两公里。

邓丽君的“靡靡之音”一度就是从这里向大陆播出的，很多老厦门人都有“美好的记忆”。

蒋介石还曾亲自跑到马山广播站和广播员合影，鼓舞士气。
1979年5月16日夜，时任马山连连长的林毅夫，就是从这里回到祖国母亲怀抱的。


从马山看向大陆

全篇完。
参考阅读：
《金门，1949》
《投诚的“国军”》

蒋经国的“质子岁月”
1925年10月底，一行青年学生从上海登上一艘苏联货轮，驶往北方的海参崴。
他们中有很多国民党高官的孩子。
比如：蒋介石之子蒋经国、邵力子之子邵志刚、李宗仁内弟魏允成、于右任女婿屈武等。
还有一些年轻的共产党人，像王明、张锡媛等。

抵达海参崴后，他们将乘火车穿越茫茫无垠的西伯利亚抵达莫斯科，并在那里开启一段难忘的人生旅程。

漂亮的莫斯科河畔


上个世纪二十年代，莫斯科河西岸的瓦尔芬柯街坐落着一所特殊的大学——莫斯科中山大学。

这所大学距离莫斯科的“权力中心”克里姆林宫很近，掩映在树林之中的一座小楼里。
在它存在的短短五年里，共接收了859名国共两党的留学生。
这些留学生包括：邓小平、陈伯达、乌兰夫、叶剑英、董必武、林伯渠、徐特立、何叔衡、王明、博古、张闻天、王稼祥、杨尚昆、张锡媛、蒋经国、谷正纲、郑介民等人。
很豪华的校友名录。
考虑到回国以后的安全，大家来到莫斯科中大报名前的第一件事便是取一个地道的苏联名字。

邓小平叫多佐洛夫，乌兰夫叫拉谢维奇，叶剑英叫尤霍洛夫，蒋经国叫尼古拉……
有些人的俄文名字甚至陪伴了他们一生。
比如秦邦宪（博古）后来取其俄文名“波戈列洛夫”的前两字为化名，张闻天（洛甫）取其俄文名“伊兹梅洛夫”的后两字为化名。
在莫斯科中大，小平同志遇到了漂亮的北京姑娘张锡媛
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创办人是鲍罗廷。

“中山”大学名字的由来是为了纪念孙中山先生，因此这所学校又被称为“中国劳动者孙逸仙大学”。
熟悉国共早期历史的朋友对于“鲍罗廷”这个名字肯定不会陌生。
1923年至1927年间，鲍罗廷作为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及苏联驻中国广州政府代表，是协助孙中山“联俄容共”（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关键人物。
胡志明是他的秘书。
当时鲍罗廷被外界称为广州国民政府的“保姆”，国民党中央的许多重大决策都要经过他。

莫斯科中大在中国的招生就是他一手操办的。

孙中山给鲍罗廷的聘书

1925年10月，鲍罗廷在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上正式宣布要在莫斯科建立孙中山劳动大学，帮助中国国民革命培养干部。

这个提议很快获得一致通过，并成立了由谭延闿、古应芬、汪精卫组成的招生委员会。
鲍罗廷对于这所大学很重视。
他几番游走，在莫斯科的“黄金地段”选择了一处校园。
校区的主建筑是一座三层楼的别墅，有花园、篮球场、排球场、溜冰场等一系列改扩建设施。
很具现代范。

二十年代的莫斯科中大学生

那个年代中国年轻人对于苏联和莫斯科的向往之情是非常强烈的。
莫斯科中山大学的招生消息一出，广州、上海、北京、天津等大城市的上万名青年踊跃报考。
考中大一时成为革命的时髦象征。

最终有280人凭借考试脱颖而出，另20人经鲍罗廷的“特别推荐”收到了录取通知书。
这20人自然就是国民党要人的子弟。
除了国内招录的学生外，中共旅欧支部的一些同志也被邀请至莫斯科中大学习。
小平同志就是通过这一“直升渠道”进入中大的。


莫斯科中山大学主楼

莫斯科中山大学采用小班制上课，课程主要有俄文、历史、哲学、经济地理、列宁主义、军事科学等，学制两年。
第一期的开学典礼由大名鼎鼎的托洛斯基亲自主持。
当时托洛斯基的“不断革命论”一度在校园里很流行，受到众多狂热青年学生的追捧。

1927年11月7日莫斯科纪念十月革命盛大游行时，还有激进的中国学生在检阅台前当着斯大林的面高呼拥护托洛斯基的口号。
年轻人真是想死拦不住啊……
因为这层关系，后来斯大林曾对该校进行了重点的“托派”肃清运动。
前前后后共有三十六名“托派”中国学生被捕，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客死他乡。
化名尼古拉的蒋经国曾一度非常支持托洛斯基的理念，之前有过公开场合的表态。

不过很庆幸，红场大游行这次蒋经国在俞秀松的“精准预判”下被提前支走，躲过一劫。
否则按照那个年代苏联的办事风格，小蒋很可能就客死西伯利亚了。

托洛斯基作为和列宁平辈分的人物，在列宁去世后的权力斗争中不敌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斯大林组成的“三驾马车”，最终客死他乡
莫斯科中大求学期间，蒋经国和小平同志是同班、同寝室的同学。

不仅如此，小平同志还是蒋经国所在共青团小组的组长。
在那段异国他乡求学的岁月里，蒋经国饭后总是与小平同志等共产党人一起到学校对面的广场、公园和莫斯科河畔去散步。
散步途中，小平同志经常给大家讲述在法国勤工俭学和旅欧支部那些惊心动魄的传奇故事，听得蒋经国津津有味。
在小平同志和蒋经国的同班同学中，还有后来的开国上将乌兰夫，他是蒋经国的同桌。

乌兰夫汉名云泽、云时雨，1906年出生在内蒙古西部土默特旗塔布村一个蒙古族农民家庭。
1925年10月，他作为第一批蒙古族中共党员受党组织委派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
乌兰夫的俄文很出色，是学校排球队的队长，经常率队与同在莫斯科的东方大学排球队打比赛。

1928年6月，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乌兰夫参与了大会文件翻译工作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四一二事变”，开始清党。
作为蒋介石之子，身处莫斯科的蒋经国一下成为了矛盾的焦点——他必须立即表明自己的态度。
于是在中山大学举行的声讨蒋介石罪行大会上，蒋经国跳到主席台上，激动地用俄语振臂高呼：“打倒反革命蒋介石！”
同学们则激动万分，把他举起来，抛到半空中，高喊：“乌拉！乌拉！(俄语欢呼之意)”

蒋经国的表现让他在苏联一下子成了万人瞩目、家喻户晓的新闻人物。
此后的九年里，随着蒋介石和苏联关系的恶化，蒋经国逐渐从一个“自由学生”变成“人质”——斯大林始终不批准他回国的请求。
在苏联的最后几年里，蒋经国在乌拉尔重机械厂工作，一度担任助理厂长兼《重工人日报》主编。
1935年，蒋经国还曾在苏联共产党机关报《真理报》上三度发表批评蒋介石的文章。
其中，1月22日发表的《给母亲的公开信》流传最广。

在这封长信中，蒋经国称：
“昨天我是一个军阀的儿子，今天我成了一个共产党员。有人也许会觉得奇怪，但是我对共产主义的信念一点都不动摇。我有充分的自觉，对真正的革命理论成就有研究、有认识。”
当然，回国后的蒋经国对这些文字都给出了另外一套说辞。
瓦赫列娃（中文名：蒋方良）和蒋经国，摄于1935年。
在乌拉尔重机械厂工作期间，蒋经国结识了厂里的一位女工人——瓦赫列娃。

瓦赫列娃并不清楚蒋经国显赫的身世。
在她眼中，这位来自莫斯科的中国青年是“年轻有为的助理厂长”，很值得托付终身。
相恋三年后，蒋经国与这位来自西伯利亚农村的俄罗斯姑娘在异国他乡办了一场简单的结婚。
后来蒋经国带着她一起回国，1949年又一起去了台湾。
回国后瓦赫列娃在杭州被蒋中正和宋美龄接受，与蒋经国在浙江溪口举行了第二次婚礼。




蒋经国、蒋方良和生母毛福梅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的冲冠一怒给蒋经国的命运带来了转机。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使得蒋介石和苏联的关系再度微妙起来。

为了拉拢蒋介石抗日、减小日军对苏联远东地区的压力，斯大林开始对老蒋百依百顺。
作为重归于好的见证，滞留苏联多年的宝贝儿子自然得送还给蒋介石。
于是1937年初，在苏联生活了十二个年头的蒋经国携苏联妻子和一岁多的孩子（蒋孝文）一起返回中国。
至此蒋经国在苏联一共待了近十二年。
这十二年的岁月很难说小蒋是运气好还是不好。

说好吧，毕竟是被扣留做质子；说不好吧，他前后阴差阳错的躲过了几次大难。
除上面提到的“托派”事件外，后来的“江浙同学会”事件也让他险些丧命。
这里就不细谈了。

1937年回国前后的蒋经国


临行前，斯大林亲自在莫斯科接见了蒋经国。
大林哥给小蒋灌输了“中国应成立抗日统一战线，与苏联共同对付日本军国主义”等思想。
其他参与接见的苏联高官还在蒋经国面前把他背叛革命的老爹表扬了一顿，很是尴尬。
由于不放心蒋经国一家三口路上的安全，苏联方面委派了大名鼎鼎的康生同志一路陪同蒋经国回国。

要是康先生能趁此良机把小蒋给策反掉，那可真是盖世奇功一件了。
回国以后，蒋介石为了洗掉蒋经国脑子里的那套“苏联理论”，把儿子半软禁在老家奉化溪口。
老蒋每日安排人督促，逼小蒋读《孟子》和《曾文正公家书》这类古书……
奉化溪口小洋房，蒋经国的童年在这里度过



蒋经国和俄罗斯妻子蒋方良育有三子一女。
三子分别是蒋孝文、蒋孝武和蒋孝勇，一女是非常有名的蒋孝章。
蒋孝章容貌出众，是蒋介石、宋美龄口中“蒋家三代最宝贝的孙女”，人称“台湾第一千金”，现定居在美国旧金山湾区。
赴美留学期间，蒋孝章被俞大维在德国留学期间的“私生子”俞扬和（谱名俞启德）拿下。
蒋俞联姻，也由此造就了俞家在台湾的“二次起飞”。（《渔舟唱晚》）

1950年蒋经国全家福。（前左起）蒋孝武、蒋方良、蒋经国、蒋孝勇、（后左起）蒋孝文、蒋孝章
除了这名正言顺的四个孩子外，蒋经国还有两个私生子。
1942年的夏天，小蒋的情人兼秘书章亚若在广西桂林生下一对双胞胎男婴。
蒋介石按照蒋家族谱排辈，亲自为其取名为孝严、孝慈。
无心插柳柳成荫。

如今在台湾政坛代表蒋家施加影响力的，恰恰是这对“私生子”的后代。
蒋孝严曾历任“台湾行政部门副院长”、国民党中央秘书长、国民党副主席等要职。
蒋孝严的儿子蒋万安，则是当下国民党的“人气立委”——百年蒋家在政坛最后的火苗。

全篇完

反攻大陆：台湾的“国光计划”
老蒋败退台湾后，无时无刻不在思索着“反攻大陆”。
对于蒋介石本人以及众多迁台的国民党高官来说，“反攻大陆”既是他们确立政治上合法性的基石，也是凝聚人心、避免思想上崩盘的现实需要。
从1949年到去世的1975年，蒋介石大概有过三次“高潮”——
1、朝鲜战争爆发

2、“国光计划”时期（1962~1965）
3、“王师计划”时期（未遂）
本篇重点讲述第二个时期的故事。
蒋介石视察战机
蒋介石败退台湾初期，曾经打出“一年准备、两年反攻，三年扫荡、五年成功”的口号。

当时他责令副总统陈诚搞了一个“光复大陆委员会”（简称“光复会”），天天研究发表关于大陆地区的各种整建方案。
短短几年里，“光复会”发表了700多份文件。
诸如《光复地区内政整建方案》、《光复地区财政整建方案》、《光复地区交通整建方案》等等。
这些文件中用文字和图表详细规划了“光复后”各部门的业务范围、权限、机构组织等。
甚至连“光复后”大陆地区各级地方政府的负责人都给安排好了。

为了激励大家努力工作，老蒋还发明了一种空头支票——“授田证”。
“授田证”上记录着有朝一日反攻成功，在XX省XX市XX地方给你分多少亩良田。
八十年代末期台湾退役官兵见反攻大陆无望，拿着两蒋时代的“授田证”要求政府补偿，最终李登辉批了一笔预算。
1961年4月，老蒋正式在台北县（今新北市）三峡镇成立了“国光作业室”。
该室由一众国军高官坐镇，任务便是制定反攻大陆的“国光计划”。

由于蒋介石高度重视，“国光计划”做的很认真，每项作战构想都有预备演习，不完全是纸上谈兵。
从三十年代围剿红军开始便事必躬亲的蒋介石，亲自参与了“国光计划”中一个个细节的探讨。
一开始蒋介石计划登陆攻占厦门作为前进基地。
转而一想，金门对岸正是解放军重点布防的地区，好像希望不大。
于是又把登陆地点定在了汕头。

但汕头到台湾有两百多海里的距离，运兵得花费十多个小时，极其容易暴露。
故老蒋又头脑风暴出“夜航偷袭”的方案。
即在夜间航行十多个小时登陆汕头，建立滩头堡，然后北上从背面攻打厦门，与金门前线两面夹击。
此时陈诚又提出自己的顾虑：登陆部队上岸后补给很难跟上，必须“以战养战”，难度极大。
……

就这么在地图上玩了好几年，蒋介石想了想还是得找美国大哥要帮助。
于是他派蒋经国赴美，表示愿意协助美军在中国大陆西南方空投五千到一万名士兵以截断解放军对北越的增援。
1960年艾森豪威尔访台时的迎宾车队。从画面背景中可以看出六十年代初的台北市还非常的落后
美国方面断然拒绝了蒋介石的请求，华盛顿方面并不希望台湾出门惹事。
国民党高级将领们精心编制的“国光计划”，在美帝眼里通通都是垃圾。

为了防止蒋介石胡闹，此后美军顾问团开始高密度的彻查国军的军品状况和战备情形。
美军顾问团成员甚至不理台湾宪兵的阻止，直接硬闯了“国光计划”室所在的三峡营区。
惹得蒋介石十分不快，却又无可奈何。   
其实当时很多高级将领都知道所谓的“国光计划”根本不可行，但没人敢在老蒋面前说真话。
比如时任台陆军总司令的罗列上将曾跟蒋介石坦承陆军战力还没准备好，结果被调到一个磷业公司去当董事长。

不得已，大家只能陪着老蒋看地图玩，权当陪老人家解解闷了。
蒋介石一家。蒋介石在台湾待了26年，经常带着宋美龄蒋经国一起游山玩水，生活上过得很幸福
1965年8月，“国光计划”终于迎来了第一次实战。
这便是著名的“八六海战”。
话说在1965年的年初，蒋介石任命儿子蒋经国为“国防部长”——这是小蒋接班的第一步。

上任后的蒋经国深入基层，事必躬亲，把军事战备工作搞得热火朝天。
8月初，台湾“国防部”国光计划室拟定了“海啸一号”特种作战任务。
任务说来倒也简单，就是派军舰护送特种部队到福建沿海的东山岛登陆，实施两栖侦察和袭扰，并相机摧毁解放军雷达站。
小打小闹。
战后被俘的台舰官兵

8月5日这天，台军派出“剑门舰”和“章江舰”搭载特种部队从高雄左营军港秘密出发。
这两条船都是美国人送给台湾的。
剑门舰是美国二战时期的扫雷舰，满载排水量1250吨，极速18节，是台海军巡防第二舰队的旗舰。
章江舰是美国二战时期的驱潜舰，满载排水量450吨，极速20节。
两艘军舰抵近我东山岛海域后，东海舰队某观测站发现并上报两舰信息。

18时05分，我军已清楚辨别两舰衔号身份。
18时30分，南海舰队下达预先号令。
广州军区副司令兼南海舰队司令吴瑞林指示汕头水警区组织海上指挥所，以汕头水警区副司令员孔照年、水警区参谋长王锦负责登艇指挥。
21时30分，海军参谋长张学思、广州军区参谋长陶汉章先后打电话向吴瑞林传达了周恩来的四条指示：
1、要查明确实是蒋介石派来搞“心战活动”的军舰；

2、可在30海里左右打；
3、不要打伤外国军舰、商船和渔船；
4、海军和广州军区均不参与这次战役的指挥，南海舰队吴瑞林司令员负责具体指挥，直接向总参李天佑副总长汇报，由李天佑副总长负责协调广州军区空军对作战海域上空的空中掩护。
8月5日23时10分，总参谋部正式批准了南海舰队上报的作战方案。
为了打好这场“海上歼灭战”，南海舰队汕头水警区出动了鱼雷快艇11艘、高速护卫艇4艘，形成绝对优势兵力。

8月6日1时42分，解放军率先开火。
经4小时激战，解放军以轻微代价成功击沉国军两艘军舰，大获全胜。
击毙台巡防第二舰队少将司令胡嘉恒以下170余人，俘虏“剑门”号中校舰长等33人。
2017年被授予“八一勋章”的麦贤得（右四）是1965年“八六海战”的战斗英雄。
“八六海战”结束后，蒋介石父子还是不死心。

于是在1965年的11月，台湾方面再次派出两艘军舰来大陆沿海挑衅，随即爆发“崇武以东海战”（台湾方面称“乌丘海战”）。
这次台湾方面长了心眼，拉了美国海军第七舰队“梅森号”和“奥布莱恩号”两艘驱逐舰壮胆。
事实证明确实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美舰共救起了14名落水的台舰官兵。
此战台军的表现比“八六海战”稍微强一点点。
八六海战是两舰皆被击沉，此次是被击沉一艘、受伤逃走一艘。

随着两次海战的接连失利，蒋介石反攻大陆的信心受到巨大打击，开始缩编“国光作业室”人员。
1972年7月20日，国光作业室被正式裁撤，退出历史舞台。
五六十年代的解放军小艇
话说在六十年代中苏关系恶化后，苏联方面曾一度对蒋介石的“反攻大陆”计划很感兴趣。
根据《蒋介石日记》记载，苏联曾派出以记者为身份的克格勃特工密访台湾，与其共谋反攻大计。

但因中苏情势缓和及蒋不信任苏联而胎死腹中。
蒋介石历史上与苏联之间的恩恩怨怨实在是太多了，蒋介石背叛过苏联，苏联也耍过蒋介石不止一次。
在这种双方的极度不信任中，最终蒋苏两方没能实现合作。
时间来到1987。
这一年是蒋经国在台湾执政的最后一年，也是台湾现代化历程中一个非常关键的节点。

 
年初，小蒋正式宣布“反攻大陆无望”。
尽管大家很多年来都知道“反攻”不可能，但当这层窗户纸捅破的时候，还是让很多人伤心欲绝。
毕竟1949年的时候大家以为只是“暂居台湾”，很快就会打回大陆，没想到这一别竟是三十多年。
黑发人熬成了白发人。

1987年的11月2日，台湾方面宣布开放大陆探亲，岛内红十字会开始受理民众赴中国大陆的探亲登记。
大陆方面的态度一直非常积极，国务院办公厅很快便出台了《关于台湾同胞来祖国大陆探亲旅游接待办法的通知》。
至此，两岸打破了自1949年长达38年的冰封期。

开放两岸探亲几个月后，蒋经国于1988年1月13日逝世，享年78岁。

之后的台湾经过一番激烈政争后，正式进入李登辉时代。
参考阅读： 
《李登辉上位记》
龙的传人，1979
1978年12月15日夜，美国驻台“大使”安克志来到台湾“总统”官邸，要求紧急会见蒋经国。

深夜来访，显然是有大事。
面对贵客登门，蒋经国的侍从秘书十分为难，只得硬着头皮来到蒋经国卧室，报告美国“大使”门外求见。
见面后，安克志开门见山向蒋通报：“美国政府决定1979年1月1日起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断绝与台湾的‘外交’关系，以上信息将于明天一早官宣”。
蒋经国非常气愤，当即提出“最严正的抗议”。
12月16日上午，《人民日报》以“号外”的形式宣布同美国建交；台湾方面则对外发表声明，谴责“美国背信毁约”。


1979年是台湾对外关系史上的一次滑铁卢。
大家都清楚，1949之后台湾孤悬海外，唯一的“精神支柱”就是美国。
那个年代台湾的学生和精英阶层普遍以“留美”、“移民美国”为人生目标。直到今天，岛内“有头有脸的人物”也大都有留美经历。
断交之后，岛内一片混乱。

1979年，台湾发生了有史以来最大的移民潮。
为了稳定人心，蒋经国在除夕谈话中反复提到“渡过难关”，这个词给那个年代的台湾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当时台湾的“新闻局长”是今天大家熟悉的宋楚瑜，那一年他只有37岁。
在记者会上表达对断交的“严正立场”时，宋楚瑜器宇轩昂、高大英挺，一夕间爆红全台。


蒋经国与年轻的宋楚瑜
就在多事之秋、岛内人心惶惶的时候，台湾某知名民歌歌手发表了一首歌——《龙的传人》。
歌词大家都很熟悉：
遥远的东方有一条江
它的名字就叫长江

遥远的东方有一条河
它的名字就叫黄河
……
多少年炮声仍隆隆
多少年又是多少年

巨龙巨龙你擦亮眼
永永远远地擦亮眼
凭借着对近代中国苦难经历的宏大叙述，这首歌在这一特殊时期被台湾当局选中，大力推广。
推广的目的一方面是为了宣扬“中华正统”，另一方面也是用以“激励人心”。
败退台湾后的蒋介石一家

事情的发展非常滑稽。
就在《龙的传人》大红大紫的时候，1983年，该台湾歌手潜赴大陆发展，打了台当局一个措手不及。
由于觉得脸上无光，台湾宣传部门把这首《龙的传人》当做禁歌给全面封杀，颇有一点“自绝于龙的传人”的意味。
此后这首歌在大陆逐渐流传开来，并于1985和1988年两度在春晚演唱，风靡一时。
从歌曲的“转移”映射到历史进程，不禁让人些许感慨。

或许这就是“冥冥之中，自有天意”吧。

七十年代的台湾

1985年，全国政协经过驻美国大使馆的介绍，邀请了美籍华人市长黄锦波参加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

而他带来的歌曲，正是这首《龙的传人》。
黄锦波祖籍广东台山，1941年出生在香港。
由于其父早年加入美国国籍，因此他一出生便是美国公民。
1961年黄锦波于香港皇仁中学毕业，18岁的他带着200美元，只身从香港前往美国发展。
经过二十余年的打拼，黄锦波于1983年成功竞选出任美国加州喜瑞都市市长，成为美国首位华裔市长。

喜瑞都 （City of Cerritos）是一个位于洛杉矶郡的小城市，大概有五万人口，其中近三分之二为亚裔。

黄锦波现场演唱《龙的传人》
1985年的春晚导演黄一鹤进行了大胆的创新，只可惜这次创新结果比较失败……
这一年黄导尝试把春晚的舞台搬到了北京工人体育馆。

由于设备条件的限制，现场灯光效果很差；再加上那个年代中国人家里几乎都是黑白电视机，整个画面黑乎乎的。
当时春晚剧组的经费非常有限，连对讲机都没有；指挥只能靠有线耳机，偌大的会场一片混乱。
春晚失败后，大年初三的《新闻联播》还专门就此向全国观众道歉。

八十年代是台湾作为“亚洲四小龙”实现经济奇迹的时期，财力、国际影响力都不容小觑。

大陆邀请黄锦波这样的著名华人回国演唱，本身也带有与台湾竞争国际影响力的政治意味。
这一时期台湾对赴大陆演出的演员采取高压政策——只要是去过大陆的港台乃至东南亚艺人，通通在岛内封杀。
今天或许我们觉得被台湾封杀有啥大不了的，不去了呗。不过在八十年代，台湾可是“华语圈”的一个重要大市场。
因为参加春晚，黄锦波也被台湾当局列入黑名单。
那个年代台湾人在美国政坛的影响力很大，黄锦波后来没能在仕途上更进一步。


黄锦波办公照
时间再回到蒋经国会见安克志的那天晚上。
当美国人通知蒋经国即将与台湾断交的时候，陪伴在小蒋旁边的幕僚有两个人：一个是“新闻局长”宋楚瑜，另一个是“外交次长”钱复。
钱复祖籍杭州，出身名门。

其祖父钱鸿业、父亲钱思亮及兄长钱纯、钱煦，俱为政界名流或学界翘楚。
钱复初中毕业于上海大同中学，原国务院副总理钱其琛为其师兄，原国务院副总理曾培炎为其师弟。
在台湾，他是众人尽知的“蒋家亲信”，与连战、陈履安和沈君山并称台湾“四大公子”。
蒋经国和李登辉时期，钱复是岛内重要的“外交操盘手”，有“台湾外交才子”之称。
钱复与蒋经国


钱复给蒋介石做翻译

在经历了台美断交等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后，钱复总结出一条适用于台湾的对外交往“定律”，并传授给了马英九。
这条“定律”便是：“两岸政策”是台湾“外事政策”的上位政策。

从马英九八年的执政来看，他显然是学到了。
台湾，美丽岛？
七十年代台湾诞生了一首经典的民谣歌曲——《美丽岛》。
这首歌的作曲是岛内文化界的传奇人物李双泽，歌词是淡江大学老师梁景峰改自一首现代诗。
“我们摇篮的美丽岛　

 是母亲温暖的怀抱
 骄傲的祖先正视着　
 正视着我们的脚步
 ……
 我们的名字就是美丽

 在汪洋中最瑰丽的珍珠
 福尔摩沙，美丽，福尔摩沙
 福尔摩沙，美丽，福尔摩沙”

歌词中稍微有一点政治意味的是“福尔摩沙”这个词。

福尔摩沙一词音译自葡萄牙文“Formosa”，意为“美丽”。
十五世纪葡萄牙人开始全球大探险，遇到一块漂亮的地方就命名为“福尔摩沙”。
欧洲、非洲、北美洲、南美洲、亚洲和大洋洲都有这个名。
有叫福尔摩沙的岛屿，有叫福尔摩沙的海湾，还有很多叫福尔摩沙的市镇——西方人起名就是这么敷衍。
清朝末年台湾建省后，国际上开始统一使用“台湾”（Taiwan）的称呼。

不过从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部分台独分子倾向使用“福尔摩沙”来称呼台湾。
这样原本没有贬义或政治内涵的一个词，就被强加了很多戏份。
包括这首名叫《美丽岛》的民谣。

八九十年代是台湾文艺大发展的时期，港台歌曲风靡一时。文艺的繁荣往往和经济的繁荣同步，如今岛内只剩下娱乐化的“政论节目”来撑门面了

1979年夏天，原国民党“立委”出身的黄信介创办了一个杂志社。
反复斟酌，杂志社采用了当时流行民谣歌曲《美丽岛》的名字。
这便是大名鼎鼎的美丽岛杂志社。
黄信介自任发行人，许信良为社长，施明德为总经理，黄天福、吕秀莲为副社长，张俊宏为总编辑。
一个最初的政党班底就这样成形了。

当年12月10日，在美丽岛杂志的鼓动下爆发了著名的“美丽岛事件”，黄信介等人遭到逮捕。
而黄信介的辩护律师，就是大家熟悉的陈水扁。
因为这一系列的前因后果，《美丽岛》这首歌被烙上了政治痕迹，1980年正式遭禁。
理由是“台独歌曲”。
辩护中的陈水扁

1987年是台湾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节点。
这一年台湾解除了史上最长的戒严，黄信介在蒋经国的亲自指示下出狱，《美丽岛》这首歌也随之解禁。
之后《美丽岛》便成了代表台湾“本土意识”的经典歌曲，每逢重要场合都有人领唱。
尤其是跟民进党相关的重要场合。
比如2016年5月20日蔡英文就职典礼的最后一个栏目，就是全场合唱了这首歌。

给自己贴上“本土政党”的标签、把国民党定义成“外来政党”，是民进党选举的一大法宝。

话题再回到美丽岛。
《民进党的派系》一篇里我们介绍过，“美丽岛事件”诞生了民进党最初的班底。
一批是因事件被捕的人士，以《美丽岛》杂志社的成员为主。

比如：吕秀莲、施明德、黄信介等。
另一批是为这些被捕人士辩护的律师。
比如：陈水扁（黄信介辩护律师）、谢长廷和苏贞昌等。
1986年民进党成立时，由于当时“美丽岛事件”的大咖们都还在坐牢，所以“胜利果实”主要被辩护律师这一群体给窃取了。
用李敖的话说：

“美丽岛人都坐牢，美丽岛人的律师却在战场上捡战利品。”
选举政治也是政治——先下手为强。
就后来大家仕途上的发展来看，“律师群体”的成就的确大大高过了“坐牢群体”。
八十年代末坐牢的那批人出狱后，纷纷加入了新成立的民进党，他们便是民进党内著名的“美丽岛系”。
以黄信介、施明德、许信良等人为代表。


黄信介作为曾经“美丽岛杂志”的创办人，在1990年前后担任了一段时间的民进党主席。
后来由于年龄原因离开了政坛，1999年去世。
许信良作为黄信介的“左膀右臂”，也担任过一段时间的民进党主席。
1998年卸任党主席后，许信良全力投入到2000年大选的准备中。

没想到“后起之秀”阿扁在落选台北市长后声望渐隆，成为了民进党内的第一“人气王”。（《台湾，2000》）
选举政治，人气即正义。
民进党为阿扁修改了党纲条款，力保阿扁获得提名。
坚持参选的许信良在1999年5月7日发表题为《同志们，我们在此分手》的退党宣言，独自参选2000。
惨败。

随着许信良的失势，曾经在民进党内占据重要位置的“美丽岛系”渐渐被边缘化。
阿扁时期许信良的政治立场开始一度向“泛蓝”靠拢，提出了诸如“仿效欧洲联盟模式建立和平统一的新中国”等主张。
不过泛蓝选民也不买他账。
左右不讨好。


许信良2004年参选立委时提出了“加速西进，一统中国”的口号，很有老蒋反攻大陆的意味（《反攻大陆：台湾的“国光计划”》）
政坛失意后，许信良于2009年创办了美丽岛电子报，自任董事长。
在他的影响下，“美丽岛系”逐渐成为民进党内比较温和的一个派系。
浅绿。
“美丽岛系”的政治主张中有诸如“兼顾海峡两岸关系”、“主张两岸和解路线”等内容。

尽管在大陆民众看来他们仍是“独”，但在民进党内已经被贴上了“亲中”的标签。
有的人甚至被民进党扫地出门。

吴子嘉是岛内各种政论节目的常客
美丽岛电子报时期，许信良有两个得力助手。

这两人都是今天荧幕上大家常见的朋友——吴子嘉和郭正亮。
作为美丽岛系资深党员，吴子嘉于2011年受聘担任《美丽岛电子报》副董事长，后来接了许信良董事长的班。
江湖人称“吴董”。
郭正亮则是2012年被许信良聘为《美丽岛电子报》副董事长的。
2015年，许信良还和吴子嘉、郭正亮等人一起受邀参加了北京纪念抗战胜利七十周年阅兵式活动——属于被统战的对象。

在台湾岛内，政治人物赴北京参加阅兵这种事情是极其敏感的，基本等同于自毁前程。
尤其是对于泛绿阵营的民进党政治人物。

台湾眷村。眷村是蒋介石为迁台的国民党军及家眷们兴建的房舍，分布于岛内各大城市。邓丽君、蔡琴、林青霞等都是眷村出身，上面提到的吴子嘉也是眷村出身
本篇的最后，还是按照惯例把视角拉大一下。

之前《台湾往事》我们用一万多字的篇幅介绍了台湾自近代以来经历的重大历史事件。
清末开化，马关割台，日据时期，皇民化运动，光复时期，二二八事件，国府迁台，史上最长的戒严，经济腾飞……
这一系列激烈的社会变革给台湾留下了混杂的人员构成。
有本岛土著，有日化居民，有内地迁台的外省人。
另一方面，激烈的变革常常也会伴随着复杂的社会思潮。

所以目前台湾岛内的各种政党、派系、想法都比较多。
经常有人“放卫星”，“弄个大新闻”，语不惊人死不休。
在这种复杂的社会构成和社会思潮下，大家基于“现实的考量”形成了一个最大公约数——维持现状。
这个“现实的考量”，就是大陆不惜一切代价遏制台独的决心。
参考阅读：

《台海危机，1996》
《民进党的派系》
台湾的行政区划
很多朋友看台湾时政节目或者台湾历史，会对其行政区划感到十分困惑。
比如：宋楚瑜做过“台湾省长”，李登辉“冻省”引发国民党内斗，李敖调侃“一国只两省，一省只两县”……

更有趣的是，宋楚瑜做台湾省长时他的省会驻地竟然在南投。
至于同一时期台北，那属于陈水扁当市长的“直辖市”，不归“台湾省”管。
好乱呀。
本篇作为科普帖，我们带着这些读者朋友的疑问，从国民党迁台开始讲述台湾行政区划的故事。
六十年代台湾“双十节”阅兵

众所周知，李敖调侃的“一国只两省”是指福建省和台湾省，“一省只两县”是指台湾手里的福建省只有金门马祖两个县。
其实在刚刚败退台湾时，老蒋手里远不止两个省，而是保留了五个省的机关。
除上面俩外，还有云南省，浙江省和江苏省，以及海南特别行政区。
最早消失的是江苏省。
1949年渡江战役后，国民党的江苏省政府陆续迁往崇明岛、嵊泗列岛，仅仅苟延残喘了一年便被撤编。

其次消失的是广东省-海南特别行政区。
广东解放后，国民党把包括海南在内的南海诸岛划出来成立海南特别行政区。
随着1950年5月解放军大军攻克海南岛，国民党这个特别行政区政府不得已停止运作。
1979年高雄市改制为直辖市后，原先属于海南特区管辖的南海诸岛（东沙岛与南沙太平岛）由“行政院”改交由高雄市代管。
接下来是云南省。

很多朋友可能不清楚，1950年国民党曾把他们的云南省政府搬迁到了泰国曼谷，以此作为大本营指挥泰缅十几万孤军反攻大陆。
《亚细亚的孤儿》一篇里提到过，1953年4月，联合国作出决议要求他们解除武装撤回台湾。
于是老蒋被迫命令云南省省主席李弥率所部撤台，从此名义上国民党的云南省政府便没了。
不过背地里，老蒋撺掇大部份孤军留了下来，由陆军中将段希文自任国民政府云南省省主席一职。
最后一个是浙江省。

国民党的浙江省政府1949年迁至了大陈群岛，1955年在大陈岛撤退后废除。
台湾“福建省政府”大楼。1956年因金马地区实施全面军管，国民党的福建省政府精简后迁至台湾省台北县新店镇。
尽管省政府折了一个又一个，但败退台湾的蒋介石面子上十分要强，甚至搞起了“地图开疆”。
连外蒙古、唐努乌梁海、江心坡这些历史旧案都被老蒋挖了出来。
《外蒙古往事》一篇里提到过，1945年8月14日，中华民国政府外交部长王世杰与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在莫斯科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认领了“雅尔塔密约”中出卖中国利益的所有条款。

在之后的国府立法院会议上，以95人赞成、4人反对（起立方式表决）通过《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两个月后的外蒙古公投独立，也是在民国政府内政部常务次长雷法章的见证下进行的。
然而到了五十年代初，丢掉大陆的蒋介石对苏联是气不打一处来。
对于这个背负了骂名却没捞到好处的条约，更是恨的咬牙切齿。
1952年2月，台湾向联合国控告苏联违反《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在美国的帮助下，“控苏案”以25票赞成，9票反对，24票弃权的结果通过，成为联合国大会第505号决议。
然而“控苏案”的结果无非也就是谴责了苏联一下，并没有起到什么效果。
如果硬要说有一点，那便是台湾方面把地图给扩大了一圈，自取其乐。
五十年代蒋介石搞的这版中华民国全图一直出版到1998年，之后未再对大陆地区行政区划进行发布。
到了陈水扁第二任期，台湾“行政院”新闻局每年发表的年鉴中不再将大陆地区列入“土地”一章中，教科书也相应的做了调整。

王世杰代表国民政府签约，后排右二为斯大林
台湾今天的行政区划，大致成型于上世纪八十年代。
随着1979年高雄升格为直辖市，台湾有了四个一级行政区：
台湾省
福建省

台北直辖市
高雄直辖市
即台湾省名义上管着岛内除台北高雄两市外的所有地界。
1994年，台湾对这四个一级行政区中的三个做直选。
台北直辖市的选战是阿扁击败赵少康，高雄直辖市的选战是吴敦义击败张俊雄。

在最具含金量的台湾省长选举中，宋楚瑜成为笑到最后的赢家，此后四年也成为宋楚瑜一生仕途的巅峰期。
眼看宋楚瑜有坐大之势，1997年7月，时任台湾地区领导人的李登辉决定废除台湾省“自治地位”。
这便是岛内历史上著名的“冻省”。
“冻省”在解决台当局和台湾省行政职能高度重合问题的同时，也彻底得罪了宋楚瑜。
从此以后，台湾再无实权“省长”，只剩下一个虚职“省主席”。

原台湾省政府的很多机关被并入了“行政院”，剩下一些涉及户籍等问题的政务机构以“服务中心”的名义保留了下来。
前“台湾省政府”大楼
台湾“两省+两市”的行政区划从八十年代开始一直保留了很多年。
可一个岛的主体就一个省毕竟不是个事儿，所以台湾的政客们便想方设法从“台湾省”里抠“直辖市”出来。
截至今天，岛内已经有六个所谓的“直辖市”，俗称“六都”，它们分别是：

台北市（1967年改制）
高雄市（1979年改制）
新北市（2010年改制）
台中市（2010年改制）
台南市（2010年改制）

桃园市（2014年改制）
六都在行政上皆直辖于“行政院”，其市长可以列席行政院会议并发言，财政上也有更大的自主权和分配权。
概括来说，目前岛内的实际行政区划是这样的：
六个直辖市
台湾省-下辖14县市

福建省-下辖2县
共八个一级行政区。
到台湾旅游过的朋友可能会注意到岛内汽车的牌照，六个“直辖市”的牌照会直接写市名，而其余的则直接写“台湾省”。
图片来自“蓝风摄影”，侵删
放眼全国来看的话，台湾的GDP和四川、湖北、福建差不多，大概排个7~10名。

不过由于分了22个直辖市+县市，使得台湾单市的GDP看起来都不高。
以2019年统计数据为例，台湾22个县市中GDP排名前十的分别是：
1、新北市6946亿
2、台北市6170亿
3、台中市4870亿

4、高雄市4470亿
5、桃园市3875亿
6、台南市2852亿
7、彰化县1186亿
8、屏东县1142亿

9、云林县975亿
10、新竹县963亿
前六名即岛内的“六都”。
如果把新北市（原台北县）和台北市合起来作为一个大台北市，其GDP大概是宁波、青岛、无锡这种二线城市的水平。
另外，桃园市离台北新北距离也不远，连大台北地区的机场都设在桃园。

以一个更大的范围把桃园也纳入进去，那么整个大台北地区的经济总量则可以比肩杭州和成都。
这样以来，给一个副省级城市的编制就实至名归了。
全篇完。
亚细亚的孤儿
2008年7月3日，台北中正纪念堂前的广场上集结了四百多人。

他们一边高举希望获得台湾居民身份的口号，一边齐唱着一首凄凉的歌——《亚细亚的孤儿》。
本篇的故事，就从这里开始。

解放战争扫尾阶段，我四大野战军的分工安排大致是这样的：
一野：大西北方向

二野：大西南方向
三野：东南各省及沿海岛屿
四野：中南各省及海南岛
相对应的，国民党败退的主要方向有以下几个：
东南沿海诸岛

海南岛
广西越南边境
云南缅甸边境
东南沿海和海南岛的残兵在1950年战败后都撤回了台湾。
接下来要讲述的故事，主要发生在退往越南和缅甸的国军身上。


1949年底，四野大军攻入广西，负隅顽抗的白崇禧桂系军大败。
桂系残兵一部分走海路被运往海南岛，另一部分退到了广西越南边境。
12月14日，四野大军攻占镇南关，解放广西全境。
白崇禧离开部队飞往海南岛，留守的残兵重新编成第一兵团，交由黄杰指挥。

时任东南军政长官的陈诚密电指示黄杰：
“先入越南建立根据地，再图反攻。”
于是国军残部便以“轻装分散”的形式退入到越南境内，以躲避解放军的追击。
当时的越南属于法国殖民地，我军不愿意直接攻入越南境内与法军产生冲突。
遂在边境处停住了脚步。

话说当时陈诚、白崇禧等人之所以决策把残兵退入越南境内，这里面其实有引诱解放军入越的想法。
按照他们的思路，接下来国军将与法军联合进攻越共胡志明的地盘作为根据地，把中国内战搅成“国际问题”。
要是能吸引美国介入，那就更好了。
所以解放军并没有入越清剿，而是把战线由军事层面转移至外交层面。
周恩来总理在北京通过广播指责驻越法军允许国军部队进入越南，并发表外交声明施压。

这样以来，一个棘手的问题就摆在了法国人面前——如何处理这支败军呢？

卢汉赴河内受降。在1945~1946年间，大批国军曾在越南境内驻防
由于不想产生军事冲突，法国人最初通过谈判的方式与国军签下了一份《峙马协定》，大概内容就是“借道转台湾”。
“协定”达成后，大批国军开始向越南境内聚集，兵力达数万之众。

入越的国军与胡志明的越共游击队频频交火，一路且战且走。
也就在四年前，罗斯福论功行赏，把北纬16度线以北的越南赐给了蒋介石。
云南实力派、国军第一方面军司令卢汉率近20万大军由滇越、桂越边境入越，开赴河内受降。
旌旗猎猎，十分风光。
然而一眨眼的功夫，国军再次入越时已经成了败军之将，凄凄惨惨戚戚。

法军方面眼看蜂拥而至的军队和难民越来越多，且考虑到新中国政府的施压，开始后悔放国军入境。
为了防止生乱，法军撕毁“协定”，想强行收缴国军的武器。
双方爆发冲突。
激战至1950年1月6日，国军因弹尽粮绝，被迫向法军投降。
此后法军以“保护”的名义把解除武装的国军拘禁在越南北方蒙阳与莱姆法郎两处集中营里。

1950年春，有了新中国支持的越共在北方越战越勇。
面对岌岌可危的形势，法国人开始考虑将北方集中营里的三万余名国军南下迁移至富国岛等地。
于是便有了一场横跨越南南北的大迁移。

富国岛上的沙滩

法国人把国军赶到岛上后便置之不理，连营房都没有提供，任其自生自灭。
国军只能自力更生，自己动手在岛上盖医院、学校，修复机场等交通设施，处境甚是凄惨。
经过几年的努力，国家在这个离故国千里之外的小岛上慢慢扎下来根，还发展起农渔产业。
为什么蒋介石不急于把这支孤苦伶仃的部队接回台湾呢？
原来在朝鲜战争爆发后，老蒋极度兴奋，一直做着“反攻”的春秋大梦。

在他的设想中，越南（黄杰）和缅甸（李弥）的这两支孤军将成为反攻大陆的“奇兵”。
直到1953年5月，朝鲜战争的停战协议谈的差不多了，失望的蒋介石才派船赴富国岛接回了这批流亡越南三年多的国军。
当时有部分人不愿意离开，最终滞留在越南和柬埔寨成为侨民，实际抵达台湾的人数为30087人。
这支孤军后来被台湾方面宣传成“海上苏武”，成为今天台军海军陆战队的前身。


高雄澄清湖和湖中的富国岛
相对退入越南境内又流亡富国岛的这支部队，走缅甸一路的国军残兵就没有这么幸运了。
几乎在广西战役的同时，陈赓率二野大军直逼云南昆明。
这时的昆明周边云集了西南一带退却至此的大批国军。
其中主力精锐是中国远征军名将李弥率领的第八军和常德会战英雄余程万率领的第二十六军。

1949年12月9日下午7时，国民党云南省政府主席卢汉宣布起义。
昆明的起义让蒋介石十分震怒，他指挥西南国军残部，试图在解放军到来前将卢汉起义镇压下去。
从12月16日起，国军第八军、第二十六军等部三面包围昆明，全面进攻。
由于解放军援军就在眼前，所以卢汉的滇军在面对中央军精锐的进攻时表现的异常顽强。
在坚守昆明四天之后，陈赓率二野大军旋风而至，围城的国军则向滇西一带撤退。


1950年初于云南，宋任穷、陈赓、卢汉
对于李弥来说，滇西是他曾经战斗过的地方。
1944年6月，当中国远征军反攻滇西在松山受阻时，李弥作为第八军副军长奉命以战地总指挥的身份率部主攻松山。
此番故地重游，他率领的不再是士气高昂的远征军，而是兵败如山倒的十余万残兵。

和军队一起撤退的还有滇西一带的部分边民。
他们或是被国军煽动，或是军属，总人数达数十万之众。
1950年1月，解放军发动滇南战役。
我军的意图十分明确，要一举歼灭国军在云南的最后两支部队——第八军（李弥）和第二十六军（余程万）。
1月14日，李弥和余程万飞往台湾参加最高军事会议。

会上李弥自告奋勇，向蒋介石表态愿意留在云南，建立反攻基地。
尽管勇气可嘉，但滇南战役仍以国军的惨败收场——两个军主力约六万人被歼。
不过李弥的确是“死硬分子”。
他收拢残部，把大批打散的散兵游勇带去了自己熟悉的缅北，成立了所谓的“李弥游击队”。
这一时期在李弥游击队里出现了许许多多国军各部的番号：

第8军、第26军、第41师、第42师、第44师、第93师、第73师、第103师、第169师、第170师、第237师、新编第3师、荣誉第1师、机场警卫军、滇桂黔三省的边防军、省府军等等。
鱼龙混杂。

李弥（左一）是国军的一员“福将”，曾在淮海战役中化装逃出生天
五十年代初的缅甸虽然名义上已经从英国独立，但实际上政府对于边疆的掌控力非常弱。

最初，缅甸政府也是想驱逐或者剿灭这支国军的。
1950年3月13日，缅甸国防军总参谋长吴奈温在景栋举行记者会，表示缅军会解除孤军武装。
磨磨蹭蹭了几个月，1950年夏天，缅甸调集了两万多国防军围攻位于缅北金三角孟果一带的国军。
国军残部在李国辉（李弥第八军709团团长）的率领下，以千人左右的伤亡大败缅军，歼敌近5000人。
此前寂寂无名的李国辉一时名扬东南亚，成了金三角人尽皆知的“小李将军”。

泰国《曼谷日报》、新加坡《联合早报》等各大媒体密集刊登了《国民党残军大败缅甸国防军》、《李国辉将军是个战神》、《残军敢死队全歼缅军炮团》等报导。
蒋介石大受振奋。

泰北小镇美斯乐，这里是泰缅孤军的最终落脚之地
解除了来自缅军的威胁后，国军残部在缅北建立起根据地。

1951年5月，这支孤军大举反攻云南，先后攻克14个县市乡，并在沧源建立起军事指挥所。
一个月后，解放军大举进驻昆明、大理和楚雄，以绝对优势兵力进行清剿。
国军残部只得再次退回缅北丛林之中，继续打游击。
1953年，缅甸和苏联在联合国控告中华民国“入侵”。
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要求孤军放下武器，退出缅甸。

为了不落下国际指责的口实，蒋介石想了一个法子。
他把余下的孤军改名为“志愿军”，整编为五个军，并发了一道密令——
“留精撤弱，明撤暗留，等待时机”。
然后明面上向世界宣布，余下者为抗命，已与台岛无关。
于是李弥大张旗鼓的率领一万多名孤军和家属撤回台湾，被安置在桃园和台北一带。

国军中将段希文则接替李弥，自封为国民政府云南省省主席，继续领导这支颠沛流离命途多舛的队伍。

美斯乐牌子下面写着“93师 五军 义民村”
这一时期的孤军为了扩充兵员，在缅北当地办起了军事进修班。
日后叱咤金三角的大毒枭坤沙、罗星汉和“果敢王”彭家声等，都是国军进修班的同学。

六十年代初，缅军在解放军的配合下将江心坡一带的国军孤军击溃。
之后孤军撤退到泰缅边境一带，他们所占据的面积达十万平方公里的金三角地区被坤沙、罗星汉等人瓜分。
坤沙和罗星汉毕业后都曾在孤军内部做过一段时间的中下层军官。
比如罗星汉（缅文名“畏蒙”），就是国军上尉军衔（连长）。
早年他经常给孤军军官跑腿打杂，颇得喜爱，于是便被起了罗星汉这样一个中国名字。

九十年代初，从良的罗星汉用贩卖毒品赚来的钱开设了亚洲世界集团，从事贸易工作，一度成为缅甸首富。

缅甸首富罗星汉（左一）
与大张旗鼓走毒枭路线的坤沙罗星汉等人不同，孤军残部在第五军军长段希文的率领下来到了泰国境内的小镇美斯乐。
这座位于金三角的泰国小镇，便是段希文建立的云南省流亡“省会”。

虽然只剩下几千人的武装力量，但泰军几次围剿都被孤军击退。
久而久之，孤军不闹事，泰国政府便也默认了这一地区的“自治”。
孤军和大批云南难民就这样在偏僻的泰北山区定居了下来，过着半原始的生活，活动受到泰方严格限制。
1980年，段希文去世。
参谋长雷雨田接替他出任“中华民国”云南省第五军军长，成为泰缅边境十余万孤军和难民的精神领袖。

由于美斯乐长期入不敷出、财政极其困难，雷雨田也曾率领部下帮助毒枭坤沙护送毒品，赚取护毒费。
坤沙很信赖雷雨田，与仇家谈大单时的常常选择在美斯乐。
据说1995年坤沙在投降缅甸政府之前犹豫不决，还曾亲自拜访雷将军征询意见。
雷雨田晚年曾说：
“毒枭没有前途，反攻更加无望，我劝他向缅甸政府和解。这一次他认真地听了我的忠告。坤沙在我面前是小字辈，在见识上有很大差距。”


美斯乐的华人学校，题词者段希文。段拥有中华民国与泰国双重国籍，是国军少将，1980年病逝于曼谷。
流落异国他乡的孤军，除了要解决经济问题，另一个重要的事情便是解决“身份问题”。
在泰国眼里，他们属于军事难民。
在台湾眼里，他们属于上个时代的历史遗留问题。

在大陆眼里，他们属于反动派死硬分子。
眨眼间，半个世纪过去了。
话说在八十年代岛内还有半官方组织发起一些“送炭到泰北”的活动，不过随着2000年民进党的上台，新官不理旧账的态势愈发明显。
这支被遗忘在丛林中孤军的后人，彻底成了无人认领的“亚细亚孤儿”。
孤军的后人们作为黑户，想要离开泰国赴台湾必须花高价买假护照。

2001年，民进党上台后推出了台湾新版“移民法”，该法律规定：1999年5月21日前入境的泰缅侨生才能申请居留。
于是很多人的入籍梦破灭，沦为岛内的黑工、黑户。

马英九父亲马鹤凌，2005年去世
2008年，国民党的重新上台给渴望入籍的孤军后代们带来了希望。

数百名流浪在台湾的孤军黑户们在自由广场静坐抗议。
他们用云南话和普通话向社会各界哭诉窘境，震惊全岛。
这便是本篇开头时的那一幕。
其中一位叫杨文杰的孤军后代，还写下《致马英九的公开信》等催泪文章，被广为转载报道。
说来有趣。

其实马英九本人，也差一点成了“泰缅孤军后代”。
1949年10月底，三十岁的湖南青年马鹤凌借着与宋希濂的亲戚关系，游说宋去中缅边境经营据点，以待时机“反攻大陆”。
马鹤凌曾担任过蒋介石侍卫官，当时的身份是蒋经国“救国团”的中校军官。
尽管马鹤凌连续两晚痛陈利弊，但宋希濂最终还是未能下定决心。
马鹤凌见说服无望，只得携妻赴香港暂居（后赴台湾）。

也就是在香港，妻子秦厚修生下了一个孩子——马英九。
人的命运真是难以预料。
要是当初宋希濂横下心去滇西缅北与解放军死扛到底，马鹤凌夫妇大概率会随他同行，马英九说不定出生在果敢……

美斯乐兴华学校，取“振兴中华”之意

2012年5月28日，国民党最后一任“云南省主席”雷雨田将军在美斯乐逝世，享年九十六岁。
在雷雨田的葬礼上，除了有马英九托人送来的“党旗覆棺证书”外，还有大陆驻泰国清迈总领事发来的唁电。
唁电中称：
“雷老音容笑貌，长者风范，历历在目，宛如昨日。”
雷雨田没有遗命后任主席，也没人打算理会美斯乐的这群遗民。

曾经的颠沛流离，饱受的苦难与艰辛，都随着末代将军的离世尘埃落定。
李登辉上位记
关于李登辉接替蒋经国这段历史，网络上有个流传很广的段子。
话说蒋经国快咽气了，但还没有指定接班人，国民党大佬们在病床前急得不行，齐声问道——
您百年之后，谁来继承“大统”啊？

蒋经国操着他的宁波口音奄奄一息的说，“你等会儿，你等会儿……”
大佬们附和道：“李登辉啊，好！好！”。
这当然是笑话了。
其实李登辉是蒋经国从上台便开始重点培养的“接班人”。
在蒋经国任“总统”期间，李登辉简历如下：

台北市长             1978.06~1981.12 
台湾省政府主席   1981.12~1984.05 
中华民国“副总统” 1984.05~1988.01  
其中前两个职位接替的都是李的竞争对手林洋港，最后一个“副总统”的职位则是在击败林洋港后接替的谢东闵。
可以这样认为，从1984年被挑选为“副总统”开始，李登辉“储君”的位置就基本确立了。

1972年，蒋经国出任行政院长。
为了表示与老爹冥顽不灵垂垂老矣的执政风格不同，小蒋在岛内政坛刮起来一股“本土精英风”。
他大举提拔台湾本省籍菁英政治人物，号称“吹台青政策”。
关心台湾局势的朋友一般都清楚，岛内有“本省人”和“外省人”一说，泾渭分明。
老蒋时期，政府部门的要员大都是内战后随国军迁台的，是“外省人”。

但随着时间的流逝，外省精英总有老去的一天，所以小蒋迫切希望从“本省人”中挖掘一些人才。
李登辉和林洋港等都是这一时期被小蒋挖掘出来的。
1972年李登辉被小蒋延揽为“政务委员”，主管农业。时年49岁的李也是“政务委员和各部会部长”中最年轻的一位。
林洋港资历比李登辉还要老一点，所以我们看李登辉简历的时候，其台北市长和台湾省主席的位置均是接的林洋港的班。
不过因为林本人的锋芒毕露和强大家族势力，蒋经国最终弃用了他，选择了圆滑世故、看似人畜无害的李登辉。

林洋港八十大寿，时任国民党主席的马英九到场祝贺
李登辉这个人很不简单。
作为留美派，他为人恭敬有礼，行事谨慎低调。
没有班底，也不结交元老重臣，很有对岸七十年代华的风范。
相对于被PK掉的林洋港，李城府极深、很善于隐藏自己。

蒋经国的身高据说和他的老同学小平同志相仿，1m5多一点，而李登辉的身高则有1m78。
所以我们看照片，每次李登辉和蒋经国握手时，腰都打一个大弯。
从后来李登辉的表现看，他其实是一个非常自负霸道的人，但在蒋经国的面前却总是露着憨厚的笑脸，毕恭毕敬，椅子只坐1/3.
这就是野心家的典型特征嘛。
1984年2月15日，蒋经国在中国国民党第十二届二中全会获推选为总统候选人后，提名李登辉为副总统候选人。

在提名书中，蒋经国写到——“少时即痛心邦国为日人侵凌，富有民族意识”。
也不知道是李登辉的演技太好还是经国先生的眼睛太近视，竟然说李登辉这个参拜靖国神社、宣称钓鱼岛属于日本的败类“富有民族意识”。
真是历史的笑话。
“副总统”的位置让李登辉在1988年蒋经国逝世后的接班人竞争中占据了极其有利的位置。
因为按照“宪法”，任期未满总统去世，副总统将直接继任总统。

所以在1988~1990年间李登辉“正大位”的过程中，他要收揽的主要是党权和军权。
其中又以国民党主席这把交椅最为重要、抢夺最为激烈。
蒋经国晚年全家福
蒋经国1988年1月13日逝世后，岛内的政治势力迅速分裂为两派：
A．以继任总统李登辉为首、本省人为主的“主流派”；

A1. 宋楚瑜（国民党副秘书长、1989年5月升任秘书长）,外省人倒戈派；
B．以郝伯村（参谋总长）、俞国华（行政院长）、李焕（国民党秘书长、关键摇摆人物）等外省人为主的“非主流派”。
B1. 宋美龄（人在美国，政治象征意义），支持B。
两派的政治角力在1990年2月以后逐渐白热化，又被称作“二月政争”。
“二月政争”是双方最终摊牌的一次角力，在此之前有一个重要的“前奏”——李登辉代理党魁案。

话说蒋经国逝世后，虽然李登辉依照“宪法”继任总统，但对于是否应由李登辉接任国民党主席，岛内分歧巨大。
当时掌控党务实权的是国民党秘书长李焕。
蒋经国过世前一天曾单独召见他并长谈两小时，面授机宜。
李焕在两派角逐的早期支持李登辉，他一手主导了授李登辉党主席的国民党中常会。
1988年1月27日，国民党举行中央常务委员会议，预定通过李登辉为代理党主席。

原本李登辉等本省派以为可能会有一番波折，没想到在提案尚未正式摆上桌面前，当时只有列席资格的国民党副秘书长宋楚瑜忽然起身要求通过代理主席案。
宋楚瑜可是1949年赴台的所谓“外省人”，他的这一番慷慨激昂的“挺李”被很多人视为“起义/倒戈”。
最终，代理主席案被顺利的通过了。
尽管日后回忆这段历史很多人会把重点放在宋楚瑜的倒戈上，但实际李焕才是李登辉能顺利代理党主席的关键。
宋的发言不过是临门一脚，顺水推舟。

在整个会议期间，虽然李登辉当选了党主席，但会议的议程完全由李焕掌握，李登辉并没有发挥权力的空间。
蒋经国和年轻的宋楚瑜
由于后来李焕的态度在1989年底又突然转向了非主流派，所以关于他的种种表现至今都是一个谜。
有人猜测当时掌控党务大权的李焕是想把李登辉“架空”，做成一个傀儡，失败后才180度转向。
也有人猜测是因为李登辉许诺了李焕“行政院长”的职位，因为在1989年6月李登辉任命李焕接任俞国华任行政院长。

这风云变幻的几年里李登辉把“行政院长”这个美差玩的很溜。
他先是任命李焕取代俞国华任行政院长，一方面逼退了非主流派的大将俞国华，另一方面变相削除了李焕的党权，防止李焕在党内持续坐大。
后来李登辉又推郝伯村为行政院长，用来削郝的军权。
那么接替李焕任国民党秘书长的是谁呢？
没错，正是大家熟悉的宋楚瑜。

宋楚瑜出任国民党秘书长后如鱼得水，成为李登辉麾下一员悍将，逐步削弱了李焕在党内巨大的影响力。
1989年年底，到了提名1990年“政府总统”的时机了。
外界一般认为李登辉会搭档李焕，选择立下大功的后者作为副手。
然而事实却是李登辉抛弃李焕，选择了毫无班底的李元簇。
眼看形势不妙，李焕开始向党内“非主流派”靠拢。

他希望非主流派能运作另外提出正副总统人选，向李登辉的主流派对抗。
李登辉和李元簇
提名大会定在1990年2月11日国民党临时中央委员全体会议（临中全会）举行。
2月9日，“非主流派”李焕、林洋港、蒋纬国、郝柏村“四巨头”会商，决定在会上以“秘密投票”的形式推举林蒋搭配，对李登辉发难。
按照之前的惯例，中全会上只是走个提名流程，大家起立鼓掌通过即可。

这次“非主流派”想动一动真格，与“主流派”掰一掰手腕。
秘密会议结束后，李焕说道：“我们是自己人，这是绝对机密，明天的提名要改变”。
不过，世界上并没有所谓的“绝对机密”。
2月10日，李登辉阵营接获国民党副秘书长郑心雄传来的消息，表示他到行政院时看到郝柏村刚离开（行政院长为李焕）。
郑心雄先是向李元簇报告，继而李元簇紧急向李登辉转述。

尽管只是看到郝伯村出现在行政院，但机警狡猾的李登辉已能猜个八九不离十。
2月10日这天，双方彻夜串连动员，甚至动用情报机构介入监听。
与此同时，李登辉通过秘书苏志诚向媒体放风“非主流派”的计划，制造强大的舆论压力。
李登辉这边的干将主要是三人——宋楚瑜、宋心濂和苏志诚。
后来“两宋一苏”的三人组合凭借此战一举成名。

郝伯村和儿子郝龙斌。郝伯村毕业于黄埔军校12期，之后参加抗日战争，曾随孙立人率领的中国远征军38师赴缅甸作战
2月11日临中全会当天，在李登辉李元簇二人的提名建议公布后，李焕随即举手表示反对全体举手鼓掌，提议采取票选方式决定提名人选。
随后，林洋港亦发言要求主席休会，应现在去印选票。
二人的发言被视为与李登辉的公开决裂。
会议主席谢东闵并未宣布休会，而是要求大家迅速表决提名方式——“起立鼓掌”（正式通过李登辉李元簇的提名）或“无记名投票”（让李登辉李元簇与非主流派人选PK）。

最终，在国民党180名中央委员中，支持票选的（倒李派）获得70票、而赞成起立的（挺李派）有99票。
大会主席遂宣布以起立鼓掌的形式通过由李登辉、李元簇代表国民党参选的提案。
“非主流派”的翻案功败垂成。
说几个大家熟悉的人物在此次投票中的立场——
连战：赞成起立（挺李派）

宋楚瑜：赞成起立（挺李派）
吴敦义：赞成起立（挺李派）
萧万长：赞成起立（挺李派）
马英九：支持票选（倒李派）
在这次表决中，除了双方的铁杆阵营外，部分中间派的国民党中央委员其实是出于对“不可预料严重后果”的害怕，才选择了维持旧例的。

如果时间不是在刚刚开化的1990年，而是在2000年，结果或许会有不同。
不管怎样，二月政争以“非主流派”的失败和出走告终。
双方的下一次pk是在1996年的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这也是岛内首次“民选总统”。
“非主流派”成立了新党与李登辉抗衡。
他们集结起来提名林洋港和陈履安参加1996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最后皆败于李登辉。

之后该派的政治人物便逐渐淡出台湾政坛。
李登辉与连战，二人是1996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的正副搭档
1988~1990年间的激烈政争，对日后的台湾政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谁也不曾想到，蒋介石家族及外省人势力在蒋经国逝世仅两年后便一蹶不振。
自此之后，本土力量开始主导台湾政治，内战后迁台的那一代人就此退出历史舞台。


台海危机，1996
 
“一二三，到台湾，台湾有个阿里山；
 阿里山上有神木，明年反攻回大陆。”

……
今天，当大家再听到这些富有年代感的儿歌时，非但不会感到义愤填膺，反而会觉得很亲切感人。
这是一代人的乡愁。
时光荏苒，沧海桑田。
如今岛内的年轻人再看这些儿歌时，都早已是历史书里可笑的故事。


  
在一个政权崛起上升的过程中，通常是经济基础首先实现飞跃，进而再延伸到军事、科技等综合实力的方方面面。
换句话说，经济腾飞之后，是需要十年左右的光景才能将获得的“力量”在综合国力的方方面面进行兑现。
比如，今天的中国。

再比如，蒋经国李登辉交接之际的台湾。

经历了八十年代的经济腾飞后，台湾的“综合实力”在九十年代初达到巅峰。
这一时期，台军在海空军建设方面突飞猛进，同时在“隐蔽战线”领域也和大陆有来有往的“过招”。
直到今天，台军海空军的主力还是当时的“家底”——100来架经国号、100来架F-16、爱国者、60架幻影2000、6艘拉法叶舰。

这些虽然今天看起来不值一提，但回想一下九十年代解放军的装备水平，在当时还是很震撼的。
钱是男人胆。
随着九十年代初解放军刀枪入库、马放南山，李登辉决定玩一票大的。

位于纽约州伊萨卡的康奈尔大学，是一所神奇的学校。

从胡适开始，有很多民国的“名人”都毕业于这所学校，不分蓝绿。
李登辉和现在的蔡英文都是康奈尔的毕业生。
九十年代中期，李登辉开始在国际舞台上频频发力，塑造所谓的“主体意识”。
其中最著名的一次，便是回母校的演讲。
熟悉岛内政治的朋友都知道，关于“中华民国”和“台湾”的定位，岛内有著名的“三段论”——

    中华民国到台湾
    中华民国在台湾
    中华民国是台湾
差别很大哟。
其中，这三段论中的第二段，“Republic of China on Taiwan”，就是李在1995年6月的这次母校演讲里提出来的。

他开了一个不好的头。
在之后的二十多年里，岛内不再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而是以“论述”为中心。
任何一个想竞逐大位的人，首先就得想一段“两岸关系论述”。
这个论述，直接关系成败，一票否决。
一言以蔽之，李登辉的野心很大——他希望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

为此不惜花大钱和大陆打“外交战”。
光为了挖一个邦交国马其顿，台湾即豪掷10亿美元，占到九十年代马其顿全年GDP的近30%.

1995年李登辉的访美打破了中美建交之后的“默契”，是一次克林顿试探中国台湾问题底线的行为。
1996年3月23日台湾将首次直选“总统”。

从大陆的角度来看，这无疑是一个危险的信号——李登辉是否得到了美国的“某种承诺”？作为回应，从1996年初开始，解放军即在福建沿海开展大规模军事演习。
为了震慑台独分子，解放军在福建沿海集结了十五万大军。
在春节期间万家团圆的时候，东南大地暗流涌动，各路部队调令频发
解放军发射的导弹频频落在基隆及高雄外海，一石激起千层浪。
后来据台湾媒体披露称，李登辉从军情局得到情报，大陆有“攻占外岛”（金门、马祖、澎湖）的作战计划。

得到情报的李登辉派“国安会”秘书长丁懋时两次赴美求救。
美国在证实台湾情报的准确性之后，于3月8日当天调派驻扎在菲律宾的“独立号”航空母舰战斗群到台湾东部区域。
与此同时，美军将先前在波斯湾巡弋的“尼米兹号”航空母舰战斗群急调台海。
美航母战斗群经三天急行军后，于3月11日驶入台湾海峡。
双航空母舰战斗群的配置，成为越战后美军在亚洲地区最大的军事部署。

紧张的局面持续到台湾大选前夕，面对完全不可控的李登辉，大陆方面忧心忡忡。
最高层担心李在大选中直接宣布独立，那大陆就不得不一战了，即使输。
当时双方的力量对比非常悬殊，后来被网友们调侃道——
    “潜艇海底拖拉机，噪音巨大震天地；
    米军声纳一开机，吵得直把音放低。”


难题摆在了中国领导层面前。      
1996年，我空军仍然是一支以歼-7和歼-8为主力的落后空军力量，仅有首批24架掌握尚不充分的苏-27作为空中警戒力量。
这样的空军，和台湾空军相比已经存在着代差，更不必说和美国空中力量的悬殊对比。
海军，就更惨了。

拿得出手的货只有两条052驱逐舰，尚在海试中，其中一条的燃气轮机还是中美蜜月期里进口自美国通用的。
除了这些“纸面上”的问题，部队内部经过十几年经商运作的腐蚀，各单位以“创收”为考核指标，蛀虫间谍横行。
情报工作的失误导致大陆方面底线尽露，非常被动。
解放军堂堂少将，策反的代价仅仅是三千五百美元的月薪。
可见那个年代，大家都很穷。

后来因为著名的“哑弹”事件，大陆内部开始意识到泄密，两名间谍被抓获，处以极刑。
至今二人仍被供奉在台湾戴笠纪念馆的祠堂内。
在这次清查内鬼事件中立下大功的我方王牌间谍李某豪于1999年被国军发现，判无期。
直到2015年两岸领导人会面后，双方交换俘虏，李才被释放回大陆。
此为后话了。

故事的最后，李登辉虽然继续当选，但没有“放大招”。
可以想象，美国在其中是起到了关键的约束作用。
这种事情，李做不了主，还得克林顿拍板。
而克林顿这一时期正是和莱温斯基激战正酣的时候，估计没空搭理李登辉。
就这样，危机告一段落。

台海危机后，解放军痛定思痛。
当年对越自卫还击战之后，面对部队里暴露出的众多问题，一系列针对性的改革举措摆上台面。
其中之一便是大家熟悉的“百万大裁军”。
任何一项改革措施，在解决问题的同时，也在创造新的问题。
“百万大裁军”中有一个后来深受诟病的政策——军队经商。  

改革开放初期，国家一穷二白，引进国外技术又非常需要钱。因此，军费紧张便成了当时中央政府面临的突出问题。
在不断削减部队开支的背景下，军方的几个总部向中央提议允许部队经商，以补充部分经费。
提议很快得到批复。
一时间，各军种设立了联合航空公司、海洋航运公司。
随后，各大军区紧紧跟上，纷纷组建了自己的经贸集团，其中最为代表的是南方工贸、北方实业。

在上级带动下，各集团军也纷纷进入商界；师有师的公司，团有团的门店。
随着业务的开展，军办企业的产权结构愈加复杂。
A师和B师的合股企业，C师与民企D的合股企业，甚至E师与外资合股企业……
五花八门。
作为“强力机关”，这一时期的部队也不断向工商、税务、海关、森林等部门施加压力，甚至出现部队走私的现象。

1987年，曾强烈反对该政策的国防部长张爱萍退休。
作为老同志，他邀请刚进入军委的迟浩田上将到家中做客。
期间，张爱萍举出岳飞词《满江红》“靖康耻，犹未雪”一句论道：
“宋朝皇帝为了弥补军费的不足，推行军队经商之略，结果是武功荒疏，军纪涣散。金兵入侵时，二帝被俘。这就是历史上的‘靖康之耻’。”


迟浩田听后很受触动。
于是从1993年开始，迟浩田便和其他军委领导同志一起建议采取逐步收缩、分步整顿的办法，收紧军队经商的口子。
一直到1996台海危机爆发，高层上下受到巨大触动，最终决定终止一切军队经商活动。
1998年7月22日的一天晚上，最高领导人提笔写到：
万年、浩田并军委诸同志：现已夜深人静，最近一个时期我对群众反映的腐败现象，心里深感不安。军队必须停止一切经商活动，对军队所属单位办的各种经营性公司要立即着手清理。要雷厉风行，当然也要工作细致。

至当年年底，部队向国家和地方政府移交企业近三千个，撤销企业近四千个，涉及从业人员三十余万。
从此以后，部队的建设开始回到正轨。
很多被扔进保险柜的武器研发计划，重新被擦干灰尘摆上了桌案。
知耻而后勇。
1996就这样成为我军队建设的一个转折点。

“如果说还有一点什么成绩就是军队一律不得经商！这个对军队的命运有很大的关系。”
若干年后回忆往事，有人这样“恶狠狠”地说道。

后记
本篇编辑重写了《1996危急时刻 上》和《1996危急时刻 下》两篇文章，删除了付费部分内容。

从“中华民国”到“台湾”
本篇讲述一些岛内政坛的小故事。

在岛内政坛混，“称呼学”是一门大学问。
比如绿营一般会用“中国”“中共”等称呼，蓝营则用“大陆”“对岸”等称呼。

岛内政治人物初出茅庐的第一课就是要学会理解不同称呼的政治内涵，以及灵活恰当的在各种场合应用。
这其中最重要的三个名词，是“台湾”、“中华民国”和“中华民国台湾”。
首选说“台湾”。
“台湾”在岛内是一个本土意识色彩很强的名词，民进党打击国民党的一手好牌。
民进党主导的各种“正名”运动，比如护照贴纸，全都是正成“台湾”。

马英九作为外省人当年曾频频被民进党攻击，称他“不是台湾人，是中国人”。
小马哥一度召开记者会澄清：
“我是台湾人也是中国人”，“台湾就是我的家，我就是台湾人”，“谁能说我不是台湾人”……
其实很长一段时间里，台湾身份证“省籍”一栏里是有各种大陆省籍的。
以台北市为例，大概有30%的外省人。

像郎咸平早年的台湾身份证，省籍写的就是“山东潍坊”。
1990年代李登辉时期，台湾身份证上的“省籍”一栏被“出生地”所取代，从字面上抹去了本省人和外省人的身份标签。

聊完“台湾”的故事，不知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bug。
台湾是中国一个省份的名称，最多算是地区名称。

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叫做“台湾”的国家，“台湾”也从未宣布过“建国”。
那么岛内政客在正式场合（比如就职典礼）该如何表达对这方土地的称呼呢？
这就不得不提一个臭名昭著的发明——李登辉“两国论”。
1999年7月9日的下午，即将卸任台湾地区领导人的李登辉在“总统府”接受了德国之声的录影专访。
德国之声的媒体人问道：

在不可行的“宣布独立”与不被大多数台湾人接受的“一国两制”之间是否有折衷方案呢？
此时李登辉搬出了一段岛内台独理论界的最新研究成果，他是这样回答的：
“中华民国从1912年建立以来，一直都是主权独立的国家。
在1991年的修宪后，两岸关系定位在特殊的国与国关系，所以并没有再宣布台湾独立的必要。”
两周后，德国之声的英语卫星频道向全世界播放专访内容，而文字内容则刊登在德国的《周日世界报》上。

李的这段表态即大家熟悉的“两国论”。
而这个台独理论界“最新研究成果”的发明人，便是蔡英文。

担任陆委会主委的蔡英文。阿扁在被苏起忽悠一番后，一度有接受“一中各表”的苗头，后被蔡英文以“两国论”架构阻止。
1998年，蔡英文以“陆委会”咨询委员的身份出席第二次汪辜会谈，担任随团发言人。

因精通两岸事务，她被李登辉聘任为“总统府国家安全会议咨询委员”，出任第六届“国家统一委员会研究委员”。
1999年，蔡把自己最重要的研究成果“特殊的国与国关系”以研究报告的形式呈交给李登辉。
大获圣宠。
之后在李登辉的推荐下，蔡英文成为陈水扁任内的“陆委会主委”，任满四年。
早在“两国论”诞生的时候，蔡英文就已经上了大陆的黑名单。

当时她被我方官媒称为“分裂中国的始作俑者”。
一般认为，“两国论”的出现填补了台独理论在两岸政策论述上的空白。
它巧妙的解决了长久以来困扰台独分子们的一个难题——如何不用宣布“独立”就能“建国”。
仔细体会“两国论”，这是一个“借壳上市”的方案。
借的这个“壳”，就是中山先生的中华民国。

正因如此，像蓝营的主要领导人，基本在正式场合都会称呼“中华民国”，把“台湾”作为口语化交流场合的用语。
而绿营的领导人则更无耻一些。
既想用“中华民国”这块牌坊，又不愿意丢掉“台湾”这个本土意识神主牌。
所以蔡英文便发明了“中华民国台湾”这一称呼。
需要说明的是，“中华民国台湾”是执政时期民进党在正式场合的表述；一旦下野，绿营会立即猛攻“中华民国”。

比如在马英九时期，蔡英文就曾批评“中华民国是流亡政府”，欲除之而后快。

台湾护照上既有明显的大字“中华民国”，也有英文“TAIWAN”的字样。
时间再回到1999年。
很多朋友可能不清楚这一时期两岸的形势。

经历完1996年的危机后，二十世纪的最后几年里两岸关系和缓的趋势很不错。
汪道涵和辜振甫两位老人实现了对彼此的互访，克林顿也在1998年访华时发表了针对台湾问题的“三不”原则。
在《海派入京记 番外》中我们介绍过汪道涵，他这个“海协会会长”是直达天听的。
在当时的局面下，第三代领导集体非常希望两岸关系能在任上有所突破。
尤其是能展开“政治谈判”。

这一时期大陆方面释放的善意可谓是“空前的”——只要台湾方面认同一个中国，什么都能谈。           
注意，是“什么”都可以，包括能想到的一切。
后来已卸任多年的李登辉在回忆“两国论”产生背景时，明确指出他这样做是为了“遏制大陆开展政治谈判的企图”。
尽显民族罪人和搅屎棍的本色。


汪道涵（左）和辜振甫
回顾台湾政坛从1949年开始的历史进程，早期随老蒋迁台的“外省人”是完全把控各个层面大权的。
直到1972年蒋经国出任行政院长后，才开始刮起“本土精英风”。
他大举提拔台湾本省籍菁英政治人物，号称“吹台青政策”，本省籍内阁官员比例迅速提高：
俞鸿钧内阁（1954年）  5.3%

陈诚内阁（1958年）     8.0%
严家淦内阁（1963年） 10.6%
蒋经国内阁（1972年） 30%
小蒋这样做的目的一方面是为了延揽本省人才，淘汰掉爹爹一辈的老人；另一方面也是在纾解岛内日趋严峻的本省人和外省人矛盾。
李登辉便是这一时期被小蒋挖掘出来的。


在1972年的内阁中，时年49岁的他主管农业，是“政务委员和各部会部长”中最年轻的一位。
除李登辉外，像后来“美丽岛事件”的主角许信良，国民党主席吴敦义、吴伯雄，也都是这一时期出道的。
2002年，曾经“吹台青”政策最大的受惠者李登辉一度公开评论这段往事：
“当年起用台籍人士，只是（蒋经国）为了拉拢人心巩固政权。”

“（我）虽然获得拔擢担任行政院政务委员，但是从来没有因此就被收买。”
这便是蒋经国精心挑选的接班人。
泉下有知，死不瞑目。
参考阅读：
李登辉上位记

台湾，美丽岛？
台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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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2000

本篇讲述台湾地区2000年领导人选举的故事。

稍微上点年纪的朋友，对于2000年的台湾大选相信还会有点印象。
尤其是选前三天北京的那场记者会。
2000年大选是台湾迄今为止最跌宕起伏的一次大选，也是唯一一次“三国演义”。

说是“三国演义”，其实这次大选一共有五位候选人。
除了正儿八经的陈水扁（民进党）、宋楚瑜（亲民党）和连战（国民党）三人外，还有打酱油的李敖李大师以及民进党前主席许信良。
不过因为后两位的得票少得可怜，所以这里就不介绍了。
下面重点讲述一下三位关键人物在2000年这个节点的情势。
先聊阿扁。


左起宋楚瑜、连战、李敖、许信良、阿扁。李敖于2000年参选“总统”，最终得票率仅0.13%
1994~1998年间，阿扁任台北市长。
那个年代民进党还没有执政，台北市长作为岛内“疆臣之首”，在民进党内的地位也就可想而知了。
阿扁这个人在2008年进看守所之前，运气一直的极佳的。

1994年选台北市长时，国民党推出时任市长黄大洲参选，新党则推出今天大家很熟悉的名嘴赵少康参选。
由于泛蓝分裂，阿扁以43.67%的票数成功当选市长。
1998年台北市长选举，阿扁寻求连任，并将竞选主轴定为“魄力·认真·陈水扁”。
尽管阿扁四年台北市长任内的施政满意度超过七成，但最终不敌复出政坛的人气王“小马哥”马英九。
虽然落败，阿扁仍在蓝营票仓台北市拿下了四成六的选票。

很不容易。
在败选集会上，绿营的支持者群情激昂，纷纷大呼阿扁“选总统”。
这幅画面后来衍生成为台湾政坛的一个重要传统。
即高人气选手在某次重要选举（一般是大选前两年的台北高雄市长选举）遗憾落败后，会携人气直接宣布竞选“总统”。
阿扁在败选集会上套用丘吉尔的话向支持者说道：

“对进步团队的无情，是伟大城市的象征。”
引来欢呼声无数。

赵少康和陈水扁。曾经的选战对手“相逢一笑泯恩仇”
聊完了阿扁，我们来聊宋楚瑜。

很多朋友不知道，1994年的台湾其实有四个“一级行政区”：
台湾省
福建省
台北直辖市
高雄直辖市

福建省是一个“虚化的行政机构”，只管着金门马祖两个县，没有参与1994年的选举。
台北直辖市的选战是阿扁击败赵少康，高雄直辖市的选战是吴敦义击败张俊雄。
而最具含金量的台湾省长选举中，宋楚瑜成为笑到最后的赢家。
当时的台湾省具体管辖着岛内除台北高雄两市外的所有地界，权力非常大。
此后四年成为宋楚瑜一生仕途的巅峰期。

他在“省长”任上颇得民心，多有建树。很多支持者至今不忘其政绩，称之为“永远的省长”。

眼看宋楚瑜有坐大之势，1997年7月，时任台湾地区领导人的李登辉决定废除台湾省“自治地位”。
这便是岛内历史上著名的“冻省”。
“冻省”在解决台当局和台湾省行政职能高度重合问题的同时，也彻底得罪了宋楚瑜。

从此以后，台湾再无实权“省长”，只剩下一个虚职“省主席”。
台湾岛就这么大，含权量高的职位就这么多。
剥夺了宋楚瑜省长的职位，按道理怎么着得补偿一个“行政院长”吧？
结果李登辉出于扶植副总统连战“接班”的考量，连“行政院长”也没有给宋楚瑜。
一气之下，宋楚瑜走上脱党自行参选“总统”的不归路。

就这样，宋楚瑜在二十世纪的最后时刻，导演了一出国民党历史上仅次于蒋汪“宁汉分裂”的分流大戏。

位于金门的中华民国福建省政府
在党内两位中生代大将——连战（副总统兼行政院长）和宋楚瑜（台湾省长）的PK中，李登辉站了连战一边。
平心而论，连战这个人在岛内的形象是比较一般的，类似于思聪这种。

作为岛内的名门望族，连战的父亲连震东是台湾政坛“半山派”代表人物。
所谓“半山派”，是指在日据时期前往大陆、在光复后又返台的这批人。
1945年，连震东携家眷回到台湾后任台湾接管委员会主委，也是首任台北县长。
两蒋时代，连震东历任台湾省建设厅长、民政厅长、“内政部长”、“总统府资政”等职，在岛内基础深厚。
正因如此，连战常被认为是含着金汤匙出生的官宦子弟。

再加上其性格保守，政绩乏善可陈，在亲绿选民中常有“阿斗”之讥。

站在2000年这样一个关口，蓝营选民的基本盘是远大于绿营的。
因此很长一段选战时间里，国民党把“叛徒”宋楚瑜作为主要竞争对手打压，甚至没怎么把阿扁放在眼里。
国民党先后通过“兴票案”（揭露宋楚瑜贪腐）和释放假民调等手段，诱导泛蓝选民弃宋保连。

阿扁则处处避敌锋芒。
他巧妙利用两个主要竞争对手之间的矛盾，在选情不利的局面下沉着应对，最终一击制胜，显示出高超的选举手腕和选举智慧。
那么陈水扁大选的总操盘手又是哪位高人呢？
没错，就是最近频频登上新闻版面、人称“台独第一军师”的邱义仁。


阿扁和他的头号军师邱义仁。2008年邱义仁曾陪阿扁一起坐牢
邱义仁曾长期担任民进党秘书长要职，也是阿扁时期的“总统府秘书长”。
在此次关乎民进党党运的大选中，邱为阿扁主打年轻改革路线，推出“扁帽娃娃”等周边商品。
连竞选电视广告都是邱义仁邀请名家亲自操刀的，让人观后无不动容。
最终，阿扁以39.3%的得票率当选总统，胜过第二名宋楚瑜的36.8%得票率。

连战仅拿下23.1%，屈居第三。

阿扁在国父像前宣布就职
2000年的大选给台湾带来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它不仅结束国民党在台湾55年的执政，也基本奠定了岛内的政治版图。

从此民进党像一匹脱缰的野马一样驰骋在绿岛上。
而百年老党国民党则日渐式微，走上了不破不立的艰难道路。
参考阅读：
李登辉上位记
龙的传人，1979

反攻大陆：台湾的“国光计划”
民进党内的权力分配
之前写过很多有关“国民党”的文章，本篇聊一聊民进党。

作为一个选举起家的政党，民进党有“执政”、“在野”两种截然不同的模式。

执政模式下，党主席按规定由台湾地区领导人自动兼任，任期相同。
在野模式下，党主席由党员直选产生，任期两年，可连任一次。
除一把手外，民进党中央的常设核心机构是中央执行委员会，即中执委（30人）。
中央执行委员会又设“常务执行委员”，即中常委（10人）。
需要说明的是，上面的30人中执委和10人中常委仅是专职的配额，又称“票选中执委”或“票选中常委”。

可增加哦。
因为在选举模式的驱动下，党内真正的“大咖”通常都是在政府、“立法院”或县市里执政当官的。
所以便有了一条服务于这些大咖的“配套人事制度”。
具体来说：
台湾地区领导人→自动兼任党主席

六都市长→自动兼任中常委
立法院总召、干事长、书记长→自动兼任中常委
县市长→自动兼任中执委（1人可被推为中常委）
在台湾岛内，一般认为台北高雄两市市长的实际地位可以与“行政院长”平齐，大概是个4~6把手的角色。
其他四都（新北、桃园、台中、台南）虽稍稍逊色，但也非常尊崇。

尊崇到什么程度呢？
六都市长可以直接选台湾地区领导人。
像未来的2024年，就有人预测将是国民党籍新北市长侯友宜PK民进党籍桃园市长郑文灿的局面。

1967年出生的桃园市长郑文灿是民进党的“未来之星”

除了上面提到的核心党务机构中执委和中常委外，目前完全执政的民进党还有两块非常大的蛋糕——“行政院”和“立法院”。
其中“行政院”由74岁的苏贞昌统辖，“立法院”由73岁的游锡堃坐镇。
熟悉岛内政治的朋友一般都知道，陈水扁时期民进党有所谓的“四大天王”一说。
苏贞昌、吕秀莲、谢长廷、游锡堃。
除吕秀莲是“光杆司令”外，其他三位麾下都是有兵的——苏系、谢系、“正国会”（游系）。

最近一两年谢系相对来说有些式微，老大谢长廷捞了一个“驻日代表”的差事，天天被舆论骂。
而苏系、“正国会”都是如日中天的状态。
“正国会”的全称是“正常国家促进会”，目前是民进党内仅次于“新潮流”的第二大帮派。
听名字就是妥妥的反动组织。


陈水扁与游锡堃。阿扁入狱后，原“扁系”人马多被“正国会”收编
提起民进党内的派系，自然绕不过“新潮流”。
“新潮流”是民进党内的第一大派系，最初以《新潮流杂志》的编采与撰稿人为班底组成。
“新潮流”以信仰坚定、纪律严明而闻名，很有社会主义政党的风范。
它的主要创始人为大名鼎鼎的“台独第一军师”邱义仁。

邱义仁的仕途生涯主要担当幕后军师的角色，是早期民进党历次大选的总操盘手，担任过四大秘书长——
“总统府”秘书长
“国安会”秘书长
“行政院”秘书长
民进党秘书长

除此以外，像原海基会董事长洪奇昌，原台湾证交所董事长吴乃仁，原民进党大佬林浊水，以及现在活跃于台湾政坛的赖清德、陈菊、郑文灿等人，都是“新潮流”大将。
还有一点，这些年来“新潮流”属于民进党内生生不息的一个派系。
而“扁系”“苏系”“谢系”“英系”这种，则很受主要代表人物的权力消长影响。

邱义仁最近一番“台独并不是由台湾人民自己能够决定的”言论，让他冲上了两岸的热搜

聊了这么多关于民进党派系的故事，相信大家会渐渐明白一个道理——
江湖地位不是一时的行政职位能决定的。
比如：
台湾现在的“外交部长”是吴钊燮，而谢长廷只是他下属的“驻日代表”，但谢在民进党内的地位是远远高过吴的。
吴钊燮这个“部长”想要节制驻日的谢“代表”，那是天方夜谭。

再比如：
在蔡英文非常困难的2018年4月，时任高雄市长的“新潮流”大姐头陈菊北上台北，给蔡做秘书长。
蔡英文对陈菊非常的客气，一口一个“菊姐是我的偶像”，从不会端架子。
这便是懂江湖规矩。
因为陈菊一方面本人资历深厚、班底扎实，另一方面她也代表着民进党内最大的派系“新潮流”。

陈菊北上某种程度是“新潮流”在表态：愿意扶助蔡英文共渡难关。
要领情。

蔡英文和陈菊
民进党虽然党内派系众多，平时各派之间的斗争也非常激烈，但每到选举的关键时刻总能强力整合。

兄弟阋于墙而外御其辱。
不管有多么大的分歧，比如2020年选举前的赖清德和蔡英文，先团结起来在选战中把国民党干趴下再说。
赢下了选举后内部再去争蛋糕，打得热火朝天，吃相难看。
国民党则恰恰相反。
还没开始选，内部就已经分裂，严重点的还会脱党参选。（《台湾，2000》）

有时勉强表示团结，辅选的时候也出工不出力。
每每都是如此，不可救药。

高雄《美丽岛》杂志社
本篇的后半段，我们来回顾一下民进党的历史。

众所周知，民进党最早起步于1979年的高雄“美丽岛事件”。
“美丽岛事件”是台湾自“二二八事件”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官民冲突。
之所以会在这个时间点爆发大规模抗议运动，有着很深刻的历史背景——
美台断交。
大家都清楚，1949之后台湾孤悬海外，唯一的“精神支柱”就是美国。

那个年代台湾的学生和精英阶层普遍以“留美”、“移民美国”为人生目标。
直到今天，岛内“有头有脸的人物”也大都有留美经历。（《蔡英文为什么要哀悼拜登的狗？》）
断交之后，岛内一片混乱。
1979年，台湾发生了有史以来最大的移民潮。
就是在这种人心不稳、天下大乱的形势下，位于高雄的《美丽岛》杂志呼吁大家上街游行，反抗国民党统治。

12月10日这天，高雄共有两万人上街。
一石激起千层浪。

1980年3月，美丽岛事件主要当事人张俊宏、黄信介、陈菊（左三裙装）、姚嘉文、施明德（右三蓄胡者）、吕秀莲（右二裙装）与林弘宣等人在法庭接受审判
“美丽岛事件”诞生了民进党最初的班底。

这里面又包含两批人。
一批是因事件被捕的人士，以《美丽岛》杂志社的成员为主。
比如：吕秀莲（副社长）、施明德（杂志社总经理）、黄信介（社长）等。
当时国民党给他们安了两大罪名——“为中共统战”和“台独叛乱”。
另一批是为这些被捕人士辩护的律师。

比如：陈水扁（黄信介辩护律师）、谢长廷和苏贞昌等。

游锡堃（左一）、谢长廷（左二）等人在台北圆山饭店集会，1986年9月28日
“美丽岛事件”极大的凝聚了这股反抗国民党的民间势力。
1986年9月28日，民进党在台北圆山大饭店成立。

圆山大饭店是台北的知名地标，有“龙宫”之称，常用来接待各方达官显贵。
由于当时“美丽岛事件”的大咖们都还在坐牢，所以首任党主席是名气不大的江鹏坚。
江鹏坚曾是“台独大佬”、民进党“精神领袖”林义雄的辩护律师。
创立之初，民进党把国民党定位为“外来政党”，自己定位为“本土政党”。
这种概念划分也一直延续到今天岛内的选战。


台北圆山饭店，曾接待过艾森豪威尔（《历史上唯一访台的美国总统》）
随着两蒋时代的结束和李登辉的上台，岛内的政治氛围日趋宽松。
在1992年的首届全面“立委”选举中，民进党得票率达33%，获得51席。
很少有一个政党初次选举便能有如此成绩。

次年的县市长选举中，民进党攻下6席县市长职位。
1994年，时任民进党籍“立法委员”陈水扁在全岛瞩目的台北市长选举中，力克新党赵少康和国民党籍官派市长黄大洲。
阿扁就此成为民进党创办以来的“最高行政职务官员”。

往事悠悠。

现在回过头去看，民进党生动演绎了”屠龙少年变成恶龙”的童话故事。
很是让人感慨。
欢迎关注“江宁知府”——

国民党，2030

对于国民党来说，目前的局面称得上是“危急存亡之秋”。

在《台湾，2000》一篇中，我们讲述了二十年前一场大选的三方混战形势。
虽然阿扁以39.3%的得票率当选，但主要是得益于泛蓝阵营的分裂。
那个年代绿营满打满算就四成的基本盘，而蓝营却支撑起了宋楚瑜和连战两位候选人。

明显的蓝大于绿。
正因如此，待到2004年连宋二人整合完毕、泛蓝以统一的姿态决战民进党时，阿扁的胜算其实很小。
这才有了震惊岛内外的“319枪击案”。
凭借着这样一场人类选举史上罕见的黑天鹅事件，阿扁以0.2%的微弱优势险胜。
2000年是泛蓝分裂，2004年是惊天大逆转。

总之都很险。

时间来到2020年。
二十年，一代人的光阴。
在这一次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中，蔡英文以57%的高票大胜韩国瑜的38%。

蔡获得的817万票超越了2008年马英九的765万票，创下台湾迄今最高得票记录。
这个票数也一度被绿媒们吹嘘为所谓的“蔡英文障碍”。
往前追溯一下，2016年蔡同样拿下了56%的高票。
大胜朱立伦的31%和宋楚瑜的12.8%。
不得不承认，经过二十年的人口演变，目前岛内选民结构基本盘已经从“蓝大于绿”变成为“绿大于蓝”。

什么叫“基本盘”呢？
就是无论如何都支持你这个党。
而韩国瑜的三成八，尚不及2008年民进党最黑暗时谢长廷拿下的四成二。

用“昙花一现”这个词来形容韩国瑜最贴切不过了

伴随着选民结构的转变，国民党近年来的政策已经有向民进党“趋同化”的倾向。
新世纪丢掉政权后，国民党迄今已经历了七位党主席时期。
概括一下他们的两岸政策：
连战时期：“九二共识”，定义为“一个中国，各自表述”。
马英九时期：“九二共识”，定义为“一个中国，各自表述”。

吴伯雄时期：“九二共识”，定义为“一个中国，各自表述”。
朱立伦时期：“九二共识”，定义为“两岸同属一中，但内涵定义有所不同”。（弱化“一中”，强调“各表”）
洪秀柱时期：“九二共识”，具体定义为“求一中原则之同，存一中含义之异”。
江启臣时期：“亲美和陆”、“反共不反中”、“没有中华民国，就没有九二共识”。
抛开只掌权了一年零三个月的洪秀柱，大家很容易发现，国民党的两岸政策是日趋保守的。

保守到江启臣时期，百年老党俨然已经成为一个小绿党。
国民党的大咖名嘴们，每天只能在“莱猪”、“核食”这些细枝末节上揪着民进党打嘴仗。
大的问题完全不敢碰，不敢提。
不提大政方针，只聊蝇营狗苟——这便是选举政治中的“趋同化”。


国民党的官网主页，画风很有大陆六十年代“社会主义铁拳”的味道
OK。
以上介绍了一下历史背景，下面我们对未来一段时间的国民党展开畅想。
主题就套用一下国民党“全代会”的口号——愿景台湾，2030.
场景A：全面绿化

与民进党内人才辈出和尊卑有序的接班人制度不同，国民党现在是“蜀中无大将”的局面。
尤其是没有“蓝色大将”。
自马英九、吴敦义等人退出历史舞台后，面上的党主席江启臣、前党主席朱立伦和新北市长侯友宜等重要人物，全都是浅蓝到浅绿的范畴。
由于选民结构的改变，国民党在未来一段时间里将不可避免的绿化。
待到老一辈人的势力渐渐消退，新生代很有可能把“九二共识”问题作为他们向中间及浅绿选民示好的突破口。

争相下狠手。
上任伊始，江启臣就把“坚持九二共识”退化为“肯定九二共识的历史贡献”。
只是没有明说“放弃”罢了。
而侯友宜作为目前国民党内最有能力出战2024的人选，对于修改“九二共识”的议题曾强调：
“该改就要改，一定要全心改变国民党，国民党才有机会。”


新北市长侯友宜。国民党内每出现一位“人气选手”，就会迅速有一批人聚集在其身边。待到人气消散，大家又会树倒猕猴散
场景B：大联合路线
台湾的选举制度和美国不同。
美国凭借着独有的“选举人票制度”，使得任何一个小党都很难挑战民主共和两党的地位。

一半的天下始终在你手里。
因为在“选举人票制度”赢者通吃的法则下，哪怕一位初出茅庐的新人人气再高，也极难拿下五成以上选票。
即使拿下一州，对全局也不会产生太大影响。
属于刚性的“两党制”，比较稳定。
台湾则不同。

岛内目前有很多政党，一直处在动态的实力消长中——合纵连横是家常便饭。

2020年大选时马英九吴敦义等党内大佬曾试图推郭台铭出来选，最终被韩国瑜搅黄。
从事后诸葛亮的角度来看，郭董出来选的效果大概率会比韩国瑜强。
无论是拉拢像郭台铭这样的“党外人士”，还是炒的沸沸扬扬的“蓝白合作”（与柯文哲合作），国民党扩大统一战线、合力对抗民进党，无疑也是一种思路。

面对民进党独大的局面，岛内已经有媒体用三国时期的东吴来比喻今天的国民党——“隔江自保，岌岌可危”。
而实力最弱小的民众党则正如当年的刘备一样。
柯文哲代表民众党主动向国民党抛出“白蓝合作”方案，并称之为“翻转台湾政局唯一途径”。
国民党的心情很像当初的孙权。
一方面知道凭一己之力不是民进党的对手，另一方面又担心民众党趁机做大。

难办。

国民党主席江启臣与民众党主席、台北市长柯文哲同台
场景C：第三次合作
国民党未来最大的机会其实是与对岸的“第三次合作”。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一旦能有一股岛内力量的帮助，统一大业将事半功倍。
在《收复后的模式》一篇中我们提到了“格式化”、“融合化”和“两制化”三种方案。
现实情况大概率是在后两者中视“暴力程度”而取之。
而后两种方案，都会大量启用与原政权相关的人——红色名单。

假以时日，绿党是一定要被拆掉的。
国安法岂能允许你的“台独党纲”？
因此竞争其实是建制派内部的竞争，谁能抢先一步的问题。
场景C最大的困难在于国民党的“历史包袱”——如何处理“中华民国”这个概念。
与拿得起放得下的岛内其他政党不同，国民党是一个自尊心很强的政党。

毕竟祖上曾经阔绰过。
如果说“台独”是民进党的神主牌，那么“中华民国”其实就是国民党的神主牌。
这是很多人心中难以割舍的一抹旧贵族念想。
在大陆的历史书中，“民国”早已经是一个历史概念；而对于国民党来说，这却是他们生活的“现实”。
从这个角度来看，让江启臣、侯友宜等人去“改变”一下国民党也未必就是一件坏事。

毕竟合并台湾，要比合并中华民国容易。

全篇完。
蔡英文为什么要哀悼拜登的狗？
拜登的狗死了。


这只狗的名字叫“冠军”，是拜登家的挚爱，曾陪伴老两口13年。
事情发生后，蔡英文给拜登留言道：

虽然只是短短两句话，但还是非常符合小英一贯的“文青”风格。

和什么“最安心的引擎声”、给希拉里画三只小猪，很类似，没请人代笔。
过去一段时间里，岛内因感染新冠肺炎去世的同胞已有数百人，且最近又冒出不少接种日本疫苗后去世的案例。
一腔怒火的民众对于蔡英文“哀悼狗而不哀悼人”的表现感到非常愤怒，有不少舆论的挞伐。
本篇不去聊这些舆论的事情。
下面试着探讨一下，为什么蔡英文要去哀悼拜登的狗。


2015年蔡英文手写给希拉里的祝福，希望她PK掉特朗普

特朗普当选后，蔡英文为挽回三只小猪惹的祸，花了大力气通过特朗普竞选团队成员协调搞了一出与“川蔡通话”
蔡英文是一个政治人物。

政治人物在公开场合的表态背后都有着或多或少的政治考量。
当部分岛内媒体痛批蔡英文“媚美”“跪舔”的时候，大家也不要忽视，其实蔡英文的“基本盘”是支持她这么做的。
换句话说，有相当比例的台湾民众支持岛内领导人去“舔美”。
不仅是支持，一旦你舔不到或者舔的不好，很快就会被选票换掉。
比如大家熟悉的韩国瑜。

韩国瑜2020年大选失败的原因有很多，但其中很重要一条就是他没有“赴美面试”。
一旦没有美国的默许，韩国瑜在台湾民众心中就会成为一个“X因素”。
对选情的打击是致命的。
换过来说，如果哪个美国高层人物能含蓄委婉的表态支持韩国瑜，则其当选的几率就会大大增加。
华盛顿一张合影、一通电话，作用远远胜过候选人对于内政的万千论述。


美国在台协会主席莫健会见韩国瑜。二人会见时的每一个举动都会被岛内媒体拿出来仔细分析，比如莫健拍照时严肃的表情，都会成为韩国瑜的减分项。
为什么台湾民众会如此重视美国人的态度呢？
原因其实很简单。
从1949年漂泊孤岛开始，美国就是台湾上上下下唯一的“精神支柱”。

社会精英层面，岛内有头有脸的政治人物和产业精英大都有留美经历。
民间层面，那些渴望维持现状或者倾向独立的台湾人，也都视美国为最重要的平衡力量。
他们眼中关于美国的重要性有两层含义：
第一层是变故发生时美国会来救。
第二层是即使美国不来救，但事后会给大陆以强大的制裁与压力，从而迫使大陆不敢轻易出手。

总之美国就是台湾人最后的心理防线。
一旦白宫发表个“弃台声明”，比如表态一旦台海出事美国不会介入，则台湾的民心军心会顿时瓦解掉。

蒋经国之后的李登辉、陈水扁、马英九和蔡英文等四位台湾地区领导人中，唯一没有留美经历的是陈水扁。
作为“美丽岛事件”的辩护律师，陈水扁和苏贞昌、谢长廷等人一样，都是在机缘巧合下登上了历史舞台。

抛开这个特例不谈，其他三位都是正宗的美国名牌大学毕业生。
李登辉
登辉先后毕业于日本京都帝国大学和美国康奈尔大学。
在李登辉求学那个年代，只有最优秀的殖民地学生才能被选拔到宗主国日本的大学去就读。
或许是因为这种“荣耀感”，李登辉不仅极度亲美，也极度亲日。

马英九
小马哥本硕博分别毕业于台湾大学、纽约大学和哈佛大学。
1974年，小马哥从一众好手中脱颖而出考取了国民党“中山奖学金”，被公派赴美国攻读法律。
那个年代“留美博士”在岛内是最亮眼的身份标签，所以马英九1981年学成归岛后立刻受到重用。
经蒋经国秘书冯沪祥引荐，马英九被招揽进“总统府”，担任蒋经国的英文翻译。

短短几年间，他迅速被提拔为秘书局副局长，后成为国民党最年轻的副秘书长。

蒋经国身后担任翻译的马英九
蔡英文
如果说民进党早期的团队还有一点“乡土化”，从蔡英文时代开始，民进党已经迅速完成了向留美精英路线的转变。

比起国民党来有过之而无不及。
蔡本人是台湾大学本科，康乃尔大学硕士，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博士。
她的第一任副手陈建仁是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博士，第二任副手赖清德是哈佛大学硕士。
不仅如此，民进党还像早期的国民党一样设立了一些五花八门的“奖学金”。
发掘到岛内有潜力的政治新人后，民进党会热情资助他们赴美深造，归来后再加以包装重用。

可见在岛内“留美”这一层身份对于混政治圈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同美国的关系近，在美国有门路，那都是大大的加分项。
“美国无小事”，这是台湾政坛的一个基本准则。

国民党近年来频频遭遇民进党“抄家”，经济已经十分困难

聊了这么多，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蔡英文要悼念拜登的狗。
不仅要悼念，还得认真悼念，当成一项政治任务来做。
就事后蔡和民进党的表现来看，他们并不以此为耻，也不怕岛内舆论的抨击，甚至怕你不抨击。
作为选举把弄民意的高手，蔡英文清楚一个道理——沉默的人心是听不到的。
很多人嘴上不说，但其实心里是支持她去舔的。

经过半个多世纪的恩怨纠葛，美国早已从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各个层面完成了对台湾的渗透。
想要扶植谁、打压谁，都轻而易举。
AIT（美国在台协会）的主席甩一个脸色给韩国瑜，他的民调就得掉几个百分点。

本篇的最后，我们试着把文章的高度升华一下。

在《高育良：江湖之远》一篇中，高老师谈到了王教授的那篇名作。
文中解释了中国当下政体的由来，具体来说是融合了“三种结构”——
第一，古典结构，即中国传统文化中政治文化的基本内容和基本精神。
第二，近代结构，即近代以来维新变法、批判传统文化所形成的结构。
第三，最近结构，即1949年以后在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指导下形成的政治文化结构。

如果我们把台湾和大陆做一下比较的话，二者的“古典结构”类似，“近代结构”开始产生差异，“最近结构”天壤之别。
一百多年前的《马关条约》签订时，台湾人被要求“自决”。
“条约”的第五条内文是这样写的：
本约批准互换之后限二年之内，日本准中国让与地方人民愿迁居让与地方之外者，任便变卖所有产业，退去界外。但限满之后尚未迁徙者，酌宜视为日本臣民。
通俗来讲，就是割台之后的两年内如果台湾人想搬迁至大陆，可以自愿迁走；剩下的就默认愿意做“日本人”。

这样以来，大批台湾官员和上层文化人士全部内迁。
日本人很轻松的从一片文化沙漠上重建了台湾。

十九世纪末台湾中部原住民，真实的“赛德克巴莱”。
1949年，国民党迁台。

随着数百万人口的到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台湾“近代结构”的缺失，拉近了两岸的文化距离。
但由于此后台海成了东西方冷战的前沿，西方文化尤其是美国文化开始全面重塑台湾。
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
攻台、抚台、治台，三者原本就是一脉相承的。
A Big Plan.

党主席选举：国民党的十字路口
本篇讲述国民党党主席选举的故事。

2021年9月25日，推迟了两个月的国民党党主席选举将正式投票。
此次正式领表登记参选的候选人共有四位：

江启臣 国民党主席、现任立委
张亚中 孙文学校总校长
卓伯源 前彰化县县长
朱立伦 前国民党主席、前新北市市长
这四位朋友呢，咖位最大的是朱立伦。

看岛内政治人物的咖位大不大，行政简历当然是一方面，另一个更直接的方法就是看打过哪几场选战。
虽然朱立伦和江启臣都做过党主席，但江最多打了个台中选区的立委选战，而朱却是选过“总统”的。
高下立判。
平心而论，江、朱二人作为“老朋友”很难给大家带来什么惊喜，大陆方面也不会抱什么希望。
卓伯源在岛内是寂寂无名的人物，2014年就卸任彰化县长了。

据说这位同志是诗人出身，对自己的形象非常自信，经常会把自己的玉照印成日历发给粉丝……
以上这三位都不是本篇的重点。
下面重点聊的是最近大声喊出“我是台湾人，我也是中国人”的张亚中，以及他自带的两岸关系“新理论”——
统合论。


台湾的选举特色
本篇接《党主席选举》。

上篇中提到过，在这次备受关注的国民党主席辩论会上，目前咖位大、地位高的江启臣和朱立伦都给人一种遮遮掩掩的感觉。
他们的两岸关系论述犹抱琵琶半遮面，拖泥带水。

而张亚中在辩论会上的风头完全盖过了两位党主席。
年龄最大的他气场十足，观点表达的非常干脆完整，惹来阵阵掌声。
江启臣最年轻（49岁），立场最暧昧；张亚中最年长（67岁），立场最坚决。
非常符合台湾的民意现状。
在会后的网络民调上，张亚中的支持率开始领先江、朱二人。

这点并不意外。
因为现在饱受打压的国民党人特别喜欢韩国瑜和张亚中这种有激情、能凝聚人心的候选人。
像朱立伦这种温温吞吞“儒雅风”在太平盛世还能浑水摸鱼一下，危急存亡之秋难堪大任。
不过考虑到这次党主席选举是全体国民党员投票，网络民调的参考意义不大，鹿死谁手尚难预料。
为什么呢？

因为台湾选举前做民调时，民进党有“反串”的传统。

岛内每逢重要选举，如何推出一个和民进党对决的有力候选人，成了摆在国民党面前的一大难题。
很多朋友会想，这还不简单吗，做个民调取最高的呗。
实际操作起来没有那么容易。

因为一旦确定“全民调”是唯一指标，民进党支持者也可以投票，也可以接电话访问的。
假如现在国民党有两位候选人——A和B，真实民调是A强B弱。
那么民进党支持者在国民党党内初选阶段，就会一股脑的给相对弱的B投票。
把B顶上去。
然后等正式选举的时候再来个180°大反转，将B痛打一番。

换过来说，为什么国民党支持者不这样做呢？
齐心协力给民进党使使坏。
一来是因为国民党的支持者没有那么狂热，组织起来很费劲，造假的意愿比较低。
二来也是由于年龄结构造成的，国民党支持者大都是中老年人，很少有这个兴致。


最近两次岛内大选提名时，民进党这种“反串打击法”都给国民党带来了巨大的麻烦。
2015年4月，国民党内部正式展开2016大选提名领表作业。
洪秀柱当天完成领表。
由于知道自己的深蓝色彩几乎不可能赢下选举，领表时洪秀柱主动表示自己是“抛砖引玉”。
她积极劝说有意参选的新北市市长朱立伦、立法院院长王金平、“副总统”吴敦义等三位大佬出面竞逐。

可这三块“玉”始终是不肯出来。
与单纯的洪秀柱不同，三位大佬当时各怀鬼胎。
考虑到蔡英文声势极高、党内整合困难和败选后影响自己仕途发展等原因，他们都希望被“征召”。
相对主动跳出来被揍，被党“征召”出战对自身形象的打击要小很多，也不用承担什么败选后果。
洪秀柱左等右等，一直等到领表时间结束，也没有等到三位大佬出场。

这下子国民党尴尬了。
思前想后，党内大佬们策划了一个“民调门槛”的方案。
希望用做民调的办法形成一个“门槛”，逼退毫无希望胜选的洪秀柱。
在大佬们眼中，虽然朱立伦这仨人赢得希望也不大，但至少能拉抬一下“立法委员”的选情。
母鸡带小鸡，不至于满盘皆输。

国民党秘书长李四川与洪秀柱协商后，决定由三家民意调查公司调查，达成“个人支持率”与“对比式民调支持率”各占50%、支持率超过30%的门槛。
眼看洪秀柱过“门槛”遇到了困难，民进党出手了。
蔡英文VS洪秀柱，画面太美不敢看。
于是民进党大规模鼓励泛绿支持者灌票给洪秀柱，三家民调机构开出的支持度最终竟高达46.2%.
洪秀柱顺利取得国民党提名资格。

后来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国民党思考再三又搞了一出“换柱风波”，元气大伤。
2016大选惨败。

时间来到2019年。
这一年，国民党携之前“九合一”选举大胜的气势，准备再推大将对决蔡英文。

争论来争论去，最后还是选用了简单粗暴的“全民调”方式。
7月15日上午，国民党2020选举初选民调公布。
高雄市长韩国瑜在民调中胜出，以大幅度的优势击败大家熟悉的“霸道总裁”郭台铭。
其实在马英九、吴敦义等国民党操盘大佬的盘算中，是希望刚刚拿下市长宝座的韩国瑜守住高雄，由郭台铭率军出征的。
怎料韩国瑜团队得陇望蜀，想一步登天。

民进党方面在进行评估后，觉得还是韩国瑜好打，号召支持者给韩灌票。
因为韩国瑜一旦“落跑”去选“总统”，这个把柄实在是太大了，需要压倒性的人望才能掰回来。
高雄人民刚刚投你干市长，选举时振振有词，如今才做了不到半年就想跑。
无论如何也说不过去。
而且韩国瑜选这个市长王金平等人都出了大量的力，其中隐含的江湖规矩就是你得还人情。

只要民进党把韩国瑜拱出来，擅长内斗国民党必然大分裂。
果不其然。
在2020年的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中，蔡英文以57%的高票大胜韩国瑜的38%.
蔡获得的817万票超越了2008年马英九的765万票，创下台湾迄今最高得票记录。
这个票数也一度被绿媒们吹嘘为所谓的“蔡英文障碍”。

而韩国瑜拿下的三成八选票，尚不及2008年民进党最黑暗时谢长廷拿下的四成二。
国民党又一次惨败。
这就是大家熟悉的国民党，可以在一个地方被接连被绊倒两次的选手。

用“昙花一现”这个词来形容韩国瑜最贴切不过了

选举在岛内被称为“选战”。
从战役策划、封坛拜帅，到运筹帷幄、后勤保障，再到调兵遣将、阵前厮杀……
而国民党当年在大陆怎么输的，如今还是一般模样。
内部分裂、群众基础差、阵前倒戈。
老毛病一样不少。

前文中聊到过，未来摆在国民党面前的道路主要有三条：
路线A：全面绿化
路线B：大联合路线
路线C：第三次合作
目前来看，路线A是死路一条。

玩极端，永远不是民进党的对手。
路线B很有可能为他人做嫁衣，柯文哲就像当年的刘备一样，求之不得。
《党主席选举：国民党的十字路口》一篇中提到过张亚中的方案，他实际上是希望走路线C。
路线C最大的困难在于国民党的“历史包袱”。
与拿得起放得下的岛内其他政党不同，国民党是一个自尊心很强的政党。

毕竟祖上曾经阔绰过。
如何能抹掉自己的旧贵族念想，从现实的角度来推动“第三次合作”，是国民党当下最难突破的玄关。
政治精算师：朱立伦
国民党党主席选举尘埃落地。
朱立伦以85164票获胜，得票率为45.78%，成为近六年内国民党的第四位党主席（第11任）。

此前网络人气甚高的张亚中得票为60632，排名第二。
国民党党员“桩脚化”的现象很严重，党主席选举有一点民主集中制的意味——最后时刻大佬们的态度几乎可以决定胜败。
出于担心《张亚中当选，国民党分裂》以及“一切服务2024”的考量，大佬们显然是更倾向四平八稳的朱立伦。
现任党主席江启臣只获得35090票，惨淡收场。
他原本就是2020年国民党败选后非常时期异军突起的一个特殊人物，在党内咖位不大。

前彰化县长、“酱油男”卓伯源获得5133票。
重在参与，开心就好。

和马英九一样，朱立伦也是留美派。
他毕业于纽约大学，有会计学博士学位。

台湾岛内混政坛，“留美经历”是大大的加分项。
蒋经国之后的李登辉、陈水扁、马英九和蔡英文等四位台湾地区领导人中，唯一没有留美经历的是陈水扁。
“亲美”这一点上，岛内是不分蓝绿的。
在某些情况下，当大家觉得一个政治新秀有潜力，甚至会主动把他派到美国去“镀金”。
赴美镀金的底层逻辑，是有相当比例的台湾民众支持岛内领导人去“舔美”。

不仅是支持，一旦舔不到或者舔的不好，很快就会被选票换掉。
在此前举行的国民党主席电视辩论会上，张亚中曾提到维基解密指前主席朱立伦是“美国在台协会”（AIT）的线人。
朱则反击说：
“如果AIT处长找过就叫做线民，那全台湾的立委、县市长都是线民了。”
话糙理不糙。

笔者以小人之心猜度一下的话，说不定朱立伦心里在偷着笑。
如果能营造出一种朦朦胧胧的感觉，让选民觉得自己在美国“有门路”，“有管道”，搞不好还是加分项哦。


蔡英文哀悼拜登的狗，历历在目

朱立伦1961年出生于桃园市，籍贯是浙江义乌。
朱是政治世家，他的父亲朱樟兴官至国军上校，娶了桃园一带望族林家的长女林桂。
林家很多人在桃园从政，甚至还出过“国大代表”。
朱立伦作为年轻有为的留美博士、大学教授，学习了父亲与望族联姻的思路。
他娶了原台湾省议会议长高育仁的女儿高婉倩为妻，在从政初期获得了岳父家的强力支持。

1998年，朱立伦离开台湾大学迈入政坛。
值得一提的是，在台大任教期间的朱立伦还曾担任过北京大学的客座教授。
1995年，朱来到北大光华管理学院，为1994级本科生讲授专业必修课，历时三个月。
北京大学百年校庆的时候，时任台湾大学会计系教授的朱立伦还随台湾大学代表团参加了相关纪念活动。


北大党委书记朱善璐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朱立伦，2015年5月4日
由于背景深厚，朱立伦从政的“起手式”非常厉害，直接竞选成功岛内第四届“立法委员”。
2001年，离开高校仅三年的朱立伦当选桃园县长，成为“封疆大吏”。
熟悉岛内政治的朋友都清楚，今天台湾有所谓的“六都”一说，指六大“直辖市”：
台北市、高雄市、新北市、台中市、台南市、桃园市。

40岁的朱立伦初出茅庐就选下了桃园县长，可谓一举奠定了仕途的高起点以及国民党政治新星的地位。
选举政治，只要有县市长的职位，从来不愁党内的地位。
在桃园县长的第二任期上，朱立伦被任命为国民党副主席。
2009年9月10日，朱立伦在卸任县长的第二天，就被委以“行政院”副院长的公职。
2010年11月，朱立伦迎来仕途生涯的一次大考——新北市长选举。

新北市也就是以前的台北县，在六都中的地位仅次于台北和高雄，可列三甲之位。
此次选举朱立伦的对手是大家熟悉的蔡英文。
由于二人都曾任“行政院副院长”，又被媒体戏称为“副揆之战”。
最终朱立伦以11万票的优势大胜蔡英文，从此迈入岛内“一线政治明星”的行列。


选举政治有个特点：赢了可以凝聚人望，输了则会消耗人望。
有一点营销界品牌IP维护的感觉。
当然，这里面存在一些特殊情况。
比如大家的期望和预测是大输，结果开出票来是小负，也会凝聚人望。
像1998年陈水扁台北市长惜败马英九，就属于这种情况。

阿扁在蓝营票仓台北市拿下四成六的选票，败选集会上绿营的支持者群情激昂，纷纷大呼阿扁“选总统”。
属于极端个案。
因为选败会消耗自己的“政治IP”，所以成熟、有咖位的政治人物是不会轻易去选一场选举的。
要谋定而后动。
某些已知必输的选举，党内为了保护“政治明星”的IP，会尽量用炮灰去填。

或者表演一出“戏”，用所谓征召的方式请“政治明星”出山，从而把败选带来的IP消耗降到最低。
作为会计出身的“政治精算师”，朱立伦自然是审时度势的一把好手。
在2016年大选国民党党内提名的时候，他就审时度势了一番，没想到却把自己折了进去。

2015年之前，朱立伦的仕途是一路顺风顺水的。

至马英九末期，时任新北市长的朱立伦已经俨然有国民党内“太子”的感觉——马英九接班人。
从2015年1月开始，朱立伦就兼任了国民党党主席（第七任）。
4月，国民党内部正式展开2016大选提名领表作业。
“云深不知处”的洪秀柱当天完成了领表，领表时还主动表示自己是“抛砖引玉”。
洪秀柱嘴里的“玉”当然就是新北市长朱立伦。

作为精算师的朱立伦考虑到蔡英文声势极高、败选后影响自己IP等原因，从一开始就希望采用被“征召”的方式。
相对主动跳出来被揍，被党“征召”出战对自身形象的打击要小很多，也不用承担什么败选后果。
可洪秀柱这的主动领表直接堵死了朱立伦被“征召”路。
这下子国民党尴尬了。
思前想后，党内大佬们策划了一个“民调门槛”的方案。

希望用做民调的办法形成一个“门槛”，逼退毫无希望胜选的洪秀柱。
后来的故事大家都清楚，洪秀柱在民进党支持者的帮助下顺利跨过国民党设置的“民调门槛”。
最终局面无法收拾时，国民党不得已搞了一出“换柱风波”，元气大伤。
2016大选的惨败使得“换柱风波”的男主角朱立伦声望受到重创。
他被迫辞去国民党党主席，开始了漫长的蛰伏蓄力。


2020年岛内领导人选举时，朱立伦原本想出马“二战”。
怎料异军突起的韩国瑜和大佬郭台铭风头太盛，朱立伦连当配角的机会都没有捞到。
好在仕途之上，年龄是最大的优势——1961年生人的朱立伦等得起。
在历经了五年低谷期后，此番朱立伦重新出战，终于再次拿下国民党党主席的宝座。

得陇者，可望蜀。
拿下党主席宝座的同时，相信朱立伦的目光也将再次瞄住大位。
这一回能走多远，我们拭目以待。
被零封的国民党
本篇接《特立独行的侯市长》。

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在新北市完成投票，图片来自中天电视
上篇提到，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12月18日）台湾地区有一次备受瞩目的“公投”。
四项议题：重启核四、反莱猪进口、公投绑大选和珍爱藻礁。
国民党的口号是“四个都同意，台湾更美丽”。
民进党的口号是“四个不同意，台湾更有力”。

蓝绿对决的态势十分明显。
由于上周六天气寒冷以及民众厌恶蓝绿恶斗等原因，投票的人数远不达预期（仅41%投票率），“公投”结果提前了好几个小时出炉。
国民党惨败，超乎预期的惨。
四项全不通过，被民进党“零封”，剃了光头。
事后，国民党主席朱立伦鞠躬致歉，称必须承担责任；马英九办公室表示尊重结果、深感遗憾；“反莱猪公投”领衔人林为洲宣布即刻起辞去国民党副秘书长职务，以示负责。

致歉、遗憾、负责……
很熟悉的剧情。
选举政治中，新上台领导人的思路和大家通常认知的官场逻辑一样，上任先烧三把火。
大家看美国新总统就职，往往宣誓完回办公室就要签/废一堆文件，以展示革故鼎新的新朝新气象。
此次公投，便是国民党主席朱立伦上任后为凝聚声势烧的第一把火。

之所以选择这样一个议题作为突破口，是因为此前台湾民间反莱猪的舆论非常强大。
朱的团队想借势出手，拉抬一下人望——KMT is Back！
事前国民党的宣传中，把这次投票定义为“倒阁公投”——如果能逼退霸道的“行政院长”苏贞昌，那便是大获全胜。
真没想到啊，有多大脸，现多大眼。
如今别说让蔡英文坡脚、苏贞昌下台了，开出票后朱立伦自己先坡了脚，离2024渐行渐远。

反观另一方，蔡英文和民进党在舆论形势极其不利的情况下，动用行政资源编排5800万元新台币特别预算，奋力一搏。
本月初，蔡英文亲自下令启动“政权保卫战”。
民进党内部将“KPI奖励办法”下发到各县市民意代表。
每位民进党籍民代针对“公投”的宣讲场次、出席人次、看板数、路口及扫街数、宣传车、电话催票及短信数等均被纳入考核。
若该县市或民代辖区内“公投”开出的不同意票数多，则该代表未来争取党内提名时就能获得加分，反之减分。

凭借着重金砸入和严厉的考核激励，绿营在先期支持率不容乐观的情况下逆风翻盘。
大败国民党。
如果抛开蓝绿成见，仅从欣赏选战的角度来看，民进党的动员能力和选战水平至少甩了国民党几条街。
此次“公投”交锋完全是国民党出题民进党来答。
四个议题，两个是国民党挑选的蔡英文政府执政过程中的败笔——经常断电、进口莱猪。

第三个“公投绑大选”是之前民进党惯用的伎俩，国民党斗转星移，以彼之道还施彼身。
第四个“珍爱岛礁”是政治正确的环保议题。
2+1+1，可谓是占尽了道义制高点。
然而就是这样一场蓝营主动布局的“上门挑战赛”，结果被人打趴在地上，十分丢人。
组织动员方面的差距前面谈过了。

民进党一方的基层民代们在KPI考核之下奋力齐心，战斗性十足。
国民党一方由于不牵扯人事变更，基层官员敷衍了事，出工不出力，颇有孟良崮战役中李天霞援助张灵甫的风格。
议题应对方面，民进党背后操盘选战的团队非常精明，逻辑链十分清晰。
以最难应付的“莱猪进口问题”为例，民进党提出了“反莱猪就是反美猪”的宣讲主轴。
点到为止，更进一步的含义交由选民们自己去体会（反美猪就是反美）。

作为操纵民意的高手，蔡英文清楚有相当比例的台湾民众是支持其“舔美政策”的，即使付出一部分代价大家也能接受。
统一战线方面，民进党成功利用了国民党“疆臣之首”新北市长侯友宜暧昧的态度。
新北市可是台湾人口第一大市，侯友宜的模糊表态成了绿营关键突破口。
侯市长宣称的“必须先有核能安全，才能谈重启核四”被民进党方面拿来，作为重要的反宣传材料。
事半功倍。

话说回来，你朱立伦搞这种大阵仗之前是要先内部摆平各位“百里侯”的，不然要党主席这个职位做什么？
套用一句《中县干部》里县委书记的话——
“重大议题在上常委会之前必须协调好，如果上了常委会大家再争吵，那就说明这个一把手没有干成，工作做的不够。”
台湾岛内，“公投”议题并不具备强制意义，仅仅是一种民意的反应，要求政府做出必要的应对举措。
国民党执政时期，“公投”曾是民进党的一把利器，主要起一个凝聚人心的作用。

当然，事情都有两面性。
既然赢了可以凝聚人心，那么输了就会分裂人心。
正因如此，发起者自当慎重再慎重。
经此一战，国民党分裂的趋势已然浮上台面。
具体来说，是“战斗蓝”与“浅蓝”的分裂。

作为浅蓝的代表，侯友宜颇有未卜先知的能力，提前预判了公投结果。
他在选后被战斗蓝痛斥为“战犯”，党内已经出现清理门户、重新请韩国瑜出山的声音。
侯市长明着与国民党中央对干却能民调稳如泰山，隐隐有清末总督“东南互保”的意味在，要为百年老党的土崩瓦解埋下伏笔。
而经此一战，“大团结”的象征人物朱立伦再次证明自己的确是一朵明日黄花，败军之将的称号名不虚传。（《张亚中当选，国民党分裂？》）
如果明年县市长选举继续输，朱立伦重回大学任教指日可待。

届时如果侯友宜被推为新的党主席，则夺嫡大战将提前落下帷幕，对蓝营的2024选战来说也未必是一件坏事。
本篇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台湾的政治进程。
从蒋经国末期开始，岛内大致经历了下面这样一个变迁：
1、1986年，开放部分“立法委员”选举；
2、1991年，改选“国大”，老蒋时期在大陆地区选出的代表全部退职；

3、1994年，开放台北高雄市长、台湾省长选举，陈水扁成为第一位非国民党籍一级行政区首长；
4、1996年，首次地区领导人选举，李登辉获胜；
5、2000年，首次政党轮替，陈水扁获胜；
6、2000-2008-2016，延续着蓝绿轮流坐庄的模式；
7、2024年？

设想一下，假如2024年国民党被再次打趴在地，那么岛内政坛的格局很有可能会被重塑。
连任的民进党将逐步向“统一俄罗斯党”那个方向迈进，内部消化掉各种关键岗位。
而落地凤凰不如鸡的国民党则会同柯文哲的民众党一样，成为第二梯队政党，扮演“一超多强”中“多强”的角色。
更进一步。
如果长期执政的民进党维持对小党的高压态势，不断通过对己有利的优势政策，清剿小党的资产，台湾政坛格局重新回到八九十年代的模式也未必不可能。

什么是八九十年代的“台湾模式”呢？
那便是开放一部分场子给大家玩，玩得开心就好。
假如历史真的这样演化下去，无疑将为史学家和社会学家们提供一份丰富的研究素材。
全篇完。
国民党的基因

国民党身上有很多特征。
比如：爱内斗、爱分裂、老派、矜持、墨守成规、战术大于战略、有一定国际视野、有商业精神、亲美、尊重专家（尤其是留美派）等等。
仔细分析不难发现，国民党的这些特征很大一部分是继承自蒋介石的个人特质。
毕竟老蒋从二十年代开始便执掌国民党，时间长达半个世纪。
想不留下印迹都很难。

描绘同盟会成立的油画作品。同盟会于1905年成立于日本东京
蒋介石名义上读过军校，其实读的只是正规军校附属的一个培训式速成学校。
1908年春，他从保定速成学堂转去日本，在一个叫振武学校的地方上了一段补习班性质的军事课程。
正巧那段时间是同盟会在日本最活跃的时期，“起义失败外逃日本”几乎成了革命党人的标准流程。
在轰轰烈烈的革命思潮影响下，蒋介石成了同盟会会员。

速成培训班毕业后，老蒋到日本陆军十三师团第十九联队担任了一段时间的士官候补生。
具体来说是被分配到联队下属的一个炮兵队去养马，做“弼马温”。
若干年后蒋介石功成名就，师爷们为了包装其形象，将他宣传成“日本士官生”。
台湾时期李敖一考证，发现日本士官学校的毕业生名录里根本就没有蒋的名字。
很多时候，领导似懂非懂还不如完全不懂。

完全不懂的领导只能放手给下面专业的人士去干，而似懂非懂的领导一胡乱指挥，效果更差。
蒋介石就属于后一种类型。
据说台湾时期老蒋每逢视察部队，必看的项目就是厕所卫生。
以至于被视察部队内部有不成文的规定，“总统”视察结束前大家通通不准大小便。
今天披露的国民党时期指挥电报中，有很多蒋介石关于“部队行军”、“部队露营”、“布哨”等问题的指示，想必跟蒋受的军事教育层级太低不无关系。

二三十年代蒋介石横扫冯玉祥、阎锡山等地方实力派，依仗的手段主要是“纵横捭阖”、“金元炮弹”。
往往是中央军还没打过来，几张银票送过去，对手先内讧了。
不过这一套到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效果就十分有限了。
喜欢玩小聪明，抓小不抓大，是国民党败走台湾的一个重要原因。
另外，作为基层军人出身的领导人，蒋介石到老保持着非常严谨刻板的作风，正式场合经常穿军装。

直到今天，老派、刻板仍然是国民党在选举时给人的第一印象。
民进党候选人那种煽动、激情的演说，极少发生在国民党人身上。
近年来唯一一个有类似绿营风格的国民党候选人是韩国瑜，其他像马英九、吴敦义、朱立伦等，都是不温不火的“矜持风”。
晚年蒋介石
除了基层军人的早年经历外，蒋介石的家庭背景也给他的世界观带来了很大影响。

蒋出生在浙江一带的盐商家庭，父亲蒋肇聪继承祖业经营盐铺，属于“小资产阶级”。
家庭环境的影响再加上青年时代的留日经历，使得蒋对西方商业文明非常向往，对洋人有那么一点“天生的崇拜”。
二三十年代的国民政府，各个层级都充斥着形形色色的外国专家顾问。
早期的苏联顾问、德国顾问，后来的美国顾问，抗战结束后还有大批日本顾问。
蒋介石执政时期，留美归国的专家学者地位非常高，尤其是以孔祥熙为代表的这批经济专家。

看过电视剧《北平无战事》的朋友，相信都会对方步亭这个角色留下深刻印象。
作为方孟敖（刘烨饰）的爹，他这个中央银行北平分行行长身份显赫。
无论是国防部少将曾可达还是中统出身的北平公安局长徐铁英，对他都毕恭毕敬。
剧中旁白专门有一句介绍：
徐铁英这批国民党中央党部出身的人，最害怕的就是留美派。

想想也是，人家留美派手握国民政府钱袋子，张嘴货币金融、闭嘴哈佛耶鲁。
偶尔再打电话叫一句“维钧兄”（中华民国驻美大使），你让中统这帮搞特务暗杀出身的人怎么接招？
平心而论，国民党这种强烈依赖留美专家的做法，放在政局稳定的台湾时期搞经济建设是有一定益处的。
不过回到三四十年代的大陆，显然水土不服。
其结果就是打造了一个“二元社会”，一小撮人活在花花世界里，剩下几亿人吃土。

剧中方步亭行长的形象
1927年12月，蒋介石迎娶了宋美龄，这是他人生中的一件大事。
此后蒋国际视野和亲美基因的形成，多多少少受了夫人的影响。
不同于蒋介石小盐商的出身，宋美龄是妥妥的大家闺秀，幼时便赴美国接受教育。
宋的母校韦尔斯利学院（Wellesley College）是美国著名的女子学院，希拉里、奥尔布赖特两任国务卿都是其校友。

由于自幼在美国接受教育，使得她在思维和生活习惯等方面非常西化。
蒋介石逝世后，宋美龄回到美国纽约的大别墅生活了近三十年，和大姐宋霭龄的子女孔令仪、孔令侃、孔令杰为伴。
用她自己的话说：
“The only thing Oriental about me is my face”（我这个人只有长相是东方的）
考虑到宋美龄身上这种强烈的美国标签，二人的婚姻在当时就被赋予了政治含义。

上海滩的报纸用“中美合作”（中正、美龄）的标题来一语双关的报道这场大婚。
谁都知道，美国政府在选择扶持对象或者代理人的时候，尤其喜欢有美国留学经历的人。
蒋介石生不逢时，自己无缘留美。
娶个有留美经历的老婆也算是弥补些许遗憾。
蒋中正和宋美龄举行婚礼，1927年12月。三年后蒋在上海虹口昆山路景林堂正式接受洗礼，成为新教基督徒。

不过与几乎全盘西化的夫人不同，蒋身上的“正统”观念还是很重的。
蒋介石身后一直未曾下葬。
他在去世前曾发表遗愿，希望将自己灵柩“浮厝”在桃园县大溪镇的慈湖陵寝，将来能够归葬大陆故土。
浮厝是江浙一带的习俗。
人死在异乡而又暂时未能归葬老家的话，就先采取此法处理。

所谓“浮厝”，是指将灵柩四角垫高，离地三寸，使之不沾尘土，便于将来后人能在不破土刨坟的情况下迁葬先人。
蒋经国去世时，也采用了同样的方法浮厝于慈湖。 
他在《守父灵一月记》中这样写道：
“处理治丧有关事宜，请示母亲后，决定暂厝父亲之灵于慈湖，以待来日光复大陆，再奉安于南京紫金山，以达成父亲之心愿。”
时间回到现在。

放眼今天的台湾政坛，蒋介石留下的这种正统观其实已经成为了国民党的一大“政治包袱”。
如果说民进党的台独是在糊弄选民，那么国民党的中华民国概念同样是在把选民当傻瓜。
“民国”、“双十节”、“中山国父”等等这些国民党坚持的历史概念，早就与台湾人的现实相脱节。
对于今天台面上的朱立伦等人来说，如何处理两蒋时代的政治遗产、割舍掉那一抹旧贵族的念想，已经成了刻不容缓的问题。
站在大陆的角度，放平常心就好。

还是那句话：合并台湾，要比合并中华民国容易很多。
参考阅读：
台湾专辑
台湾的预案
谁是正统：两岸争侨史

从一则台湾地理题说起
从克里米亚谈收复后的模式
对台作战计划 1.0
《金门，1949》的失利后，解放军开始高度重视“渡海作战”问题。
台湾行政区划上属于“华东局”的分管范围，因此解放台湾的重任自然也就落到了三野身上。

在大力引进苏联海空军装备的同时，三野大军于1949年下半年开始大规模进驻福建。
厉兵秣马，计划于次年夏季夺取台湾。
1950年初，战略形势发生了更加有利于我解放台湾的变化。
由于解放军在全国范围内的势如破竹，杜鲁门政府对于蒋介石彻底失望。
出于“尽一切努力阻止中国完全倒向苏联”的战略目标，杜鲁门本人公开发表声明称：

“美国对台湾或中国其它领土从无掠夺的野心，美国政府不拟遵循任何足以把美国卷入中国内战中的途径。”
这份声明明确地将台湾排除在美国的战略防线之外。
蒋介石成了彻彻底底的“弃子”。
有利的战略形势坚定了最高层攻台作战的决心。
1950年1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元旦社论，明确将“解放台湾”作为全年的主要任务之一。

三月，中央政治局专门就有关攻台作战的战费保障等问题进行了研究。
鉴于对台作战的装备物资需求量非常大，尤其是海空军的准备无法在短期内完成，决定将攻台作战的时间推迟到1951年。
当时的攻台计划有两个不同的“大思路”：
1、逐岛攻击
即首先解放靠近大陆的各沿海岛屿，最后解放台湾。

2、越岛攻击
这是美军在太平洋战争中的战术，一旦拿下关键岛屿，剩下的可不战而胜。
经过反复权衡，高层最终采纳了偏保守的“逐岛攻击”策略。

1950年蒋介石在台湾搞“大征兵”，其中还包括部分日本雇佣军

根据这一战略部署，解放军于1949年9月相继发起进攻沿海敌占岛屿作战。
至1950年5月下旬，沿海岛屿除金门、马祖和一江山岛外，均已获得解放。
为加强海军的作战能力，中央领导人在访问苏联期间，两次与苏联签订海军装备订货协定。
熟悉历史的朋友们一般会记得，苏联1950年给了我们三亿美元年息1%的低息贷款。（《访苏，1949》）
其中超过1.5亿美元被我们用来采购苏联的海军装备，占当时全部贷款的—半以上。

同时我方还充分利用香港这个“窗口”来购买各类船只。
甚至一度计划向英国订购了两艘排水量达7000吨的巡洋舰、5艘护航驱逐舰和4艘扫雷舰（二战旧货）。
只可惜大部分订单在朝鲜战争爆发后被取消。

在1950年初这个关口，国军虽然“兵败如山倒”，但仍聚集了约五十万人的兵力固守台澎及沿海岛屿。

具体兵力部署如下（后两个1950年间被歼灭）：
台湾防守司令部 7个军16师
金门防守司令部 3个军11个师
澎湖防守司令部 1个军3个师
海南防卫司令部 4个军12个师

舟山指挥部 4个军12个师
另外，国军还拥有空军作战飞机约250架，海军舰艇200余艘，实力不容小觑。
海南岛战役和舟山战役均在1950年夏天完成了“收官”。
自此之后，国军的主力便集中在本岛、澎湖和金门。
根据中央军委指示，计划1951年夏天由粟裕具体指挥，以第三野战军4个军作为渡海登陆作战的先锋突击力量；再集中12个军作为渡海攻台的后备队。

这16个军、共计50万人的部队，将动用2000多艘登陆船只分两批运送。
为保障攻台作战的经费，在国家经济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中央准备拿出60~70亿斤粮食作为攻台的战费，占全国粮食总产量的1/10。
另以3亿美元作为军事借款，来购置装备。

这是一场复杂程度空前的大型战役。

粟裕和第三野战军司令部指挥人员依据台湾地形、国民党军兵力及布防等，先后提出了多个攻台作战的初步方案。
1950年6月， 时任解放台湾工作委员会主任的粟裕写了一份《关于对台湾作战问题的报告》提交中央。
报告中不仅测算了国军的兵力、装备等情况，还对台湾的地形、交通、气候等做了详细分析。
粟裕认为：
“台湾岛正西及北面约有1/4海岸可以登陆，或勉强可以登陆，其余海岸及东面海岸线之绝大部分，暗礁陷沙颇多，且多悬崖高山，不易攀登。”

“东西海岸均有铁路公路并行，交通方便。如从最南到最北的增援时间，火车只需4.5小时至6小时，汽车只需12小时至14小时，舰船则需20小时至25小时。”
“台湾海峡风大浪大，只有在每年5月及9月下旬至10月的时间内，便于航海及飞机的飞行。但是，沿海及台湾海峡尚少航行标志及气象设备和港口码头补给站的建设。”
“对台策反工作虽有进展，由于蒋特管制甚严，不易活动与联系，只有在我军登陆成功站稳脚跟后，才可起一定作用。”
台湾北部地形图。上方群山环绕、淡水河穿城而过的大都市即台北市。按照台湾方面的分析，解放军大规模登陆应该会在图中红线一带的沙滩进行，然后北上强攻台北市
报告中形成的兵力分配方案如下：

1、以强大之兵团从西海岸强行登陆。
如登陆突破成功，则大兵团及特种部队易于展开及发挥其效力，但敌人防御较强，必须经过剧烈战斗才能成功。
2、以精干之山岳兵团从东海岸登陆。
先占东海岸山区而后居高临下向西发展，腰斩台湾，此路较西海岸登陆易于成功也不致遭敌人强烈抵抗，但兵团陷于山区不易发挥我军现有各种武器之效能。
3、以跳伞部队伞落敌人后方。

这种挖心战术出敌不意，对敌震撼作用亦大，但如数量不大，与正面主攻部队配合不好则有被敌歼灭危险。
4、三种方向均同时进行登陆，则只要有一方成功，其它两方均可随之奏效。
粟裕的报告中提出了渡海作战最大的瓶颈问题——船只数量。
  
考虑到首批登陆部队将面临最为凶险的局面，他建议第一次登陆至少完成15万人的兵力运输，经测算需各类船只2640艘。

另外，需要有相当数量的第二梯队船只，才能保证第一梯队登陆后站得住脚和补充第一梯队所损失的船只。
　

巍峨的台湾中央山脉
针对国民党军在金门的防御部署，报告提出：

国军在金门有七万精锐。
金门敌军有两种可能，其一是坚决固守；其二是在我军发起总攻前撤回台湾、以集中兵力。
因此，我方有两种方案：
A.  先取金门，再攻台湾
这样既可动摇守敌信心，也可使我陆海空军得到一次锻炼。不过，在人力、物力与财力上，要多消耗一些。

B. 不打金门，直接进攻台湾
只要台湾解放，金门敌则有可能投降。
我直接进攻台湾时，侧翼有威胁，必须以一部海军、空军监视该敌。对于陆海空军未经实际作战，即投入攻台作战，有生疏不熟练而欠协同之虞。
在报告的最后，粟裕表示：攻台作战关系太大。因此，如无绝对把握，不应轻易发起攻击。
他请求军委直接主持此一战役，或请刘伯承、林彪两同志中来一个主持，而他本人则在华东范围内全力以赴。

接到粟裕报告后，党的七届三中全会经讨论后明确表示：解放台湾之战仍由粟裕指挥。



1950年五月，风云突变。
被寄予厚望的华东局台湾省工作委员会遭国民党破获——省委书记蔡孝乾及组织部长、宣传部长和武装部长等人悉数被捕。

蔡孝乾等人被捕后很快变节，宣告台湾省工委及全省党组织解散，并登报号召党员自首。
“内外策应”的攻台思路宣告失败。
另一方面，正当解放军紧锣密鼓筹备渡海作战的时候，朝鲜战争于六月下旬爆发。
美国在武装干涉朝鲜的同时派出第七舰队入侵台湾海峡，公然宣称将阻止人民解放军解放台湾的作战行动。
美军的介入使得解放军渡海作战的胜算几乎降为零。

后来，大家也把朝鲜战争称为“国民党的西安事变”。
国共这一来一回，算是扯平了。   
从1950年7月起，中央军委解除了人民解放军解放台湾的任务，将军事斗争的重点转移到抗美援朝的准备方面。

陡峭的台湾东海岸。对台军事作战的关键方向在于台湾岛东南方向，一般认为美军如果支援的话，双/三航母战斗群的站位即会集中在台湾岛东侧


虽然解除了渡海作战的任务，但粟裕却并没有放弃对台作战计划的准备。
1958年，粟裕在总参谋长的任上受到错误批评，被扣上了“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帽子。
丢点总参谋长的职务后，他先后调任国防部副部长、军事科学院副院长等职，之后长期负责军事科学院的工作。
赋闲后的粟裕开始与时俱进的对1950年版的对台作战计划做反复推演和修改。

1970年6月，粟裕利用去非洲参加活动的机会，在归国途中专门赴巴黎停留三天。
对于巴黎著名的埃菲尔铁塔、卢浮宫等景点，粟裕通通不感兴趣。
他只要去一个地方——诺曼底。

法国诺曼底海滩


在驻法大使黄镇安排下，粟裕与福州军区副司段苏权去参观了诺曼底登陆的现场。
参观时，粟裕对比台海登陆询问了战场的众多细节，把解说员问得一愣一愣。
他尤其关注登陆初期盟军在塞纳湾构筑的两个人工港，以及在英吉利海峡铺设的海底油管。
不仅如此，粟裕还来到海边实际考察战场。

年逾花甲的他在滩头深处一步一个泥水脚印，足足走了二三里路，才找到了当年人工港的一些水泥墩残骸。
粟裕和段苏权对残存的水泥墩一一丈量，并仔细记录。
1944年6月6日，美军第一步兵师登陆诺曼底奥马哈海滩
粟裕是第一代开国将帅里“收复台湾”情结最浓的一位。
晚年，他几乎把自己所有的心血都倾注在了解放台湾的军事方案设计上。

粟裕的书房里挂满了有关台湾、澎湖、海峡的各种地图，常常驻足凝视良久……
据说1979年粟裕在视察南京军区、福州军区时，曾与部下提及过老对手胡琏。
他惋惜地说道：
“古宁头之恨难消啊！”



对台作战计划 2.0
李登辉访美归台后，1995年下半年的海峡局势已经非常紧张。
新年的元旦刚过，台湾“军情局局长”殷宗文就把一份绝密情报交给了李登辉。
这份情报来自台湾军情局“少康专案”的镇山之宝——刘连昆。
刘代号“少康二号”，拥有国共分别授予的两个少将军衔。  

在蒋经国后期两岸扩大交流的大背景下，台湾方面凭借丰厚的金钱待遇在大陆广布诱饵。
刘和策反他的下属邵正宗（大校，“少康一号”），成了这一时期台湾情报部门最重要的成果。
李登辉桌上的这份绝密情报是大陆即将举行的“联合九六一”军事演习详细计划。
计划中最关键的一条——
所有部队在福建沿海部署完成，一旦1996年3月台湾“总统”大选出现“最坏的结果”，演习即转变为真正的军事行动。    

为什么大陆方面会如此大动干戈呢？
因为当时种种迹象都表明，“最坏的结果”正在朝我们步步逼近。

两蒋时代，台湾方面对于两岸关系的表述一直是“三民主义统一中国”，“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
这些口号在大陆听来更像是一种浓浓的乡愁。

而李登辉在1995~1996这个关口开始大幅修正两岸论述，“两国论”的雏形呼之欲出。
更为可怕的，在美国国会两院决议及克林顿政府的同意下，李登辉1995年夏天以私人行程名义访问美国，成为首位进入美国的台湾领导人。
从大陆的角度来看，这无疑是一个危险的信号——
李登辉是否得到了美国的“某种承诺”？
1996年3月23日台湾将首次直选“总统”，万一李登辉和美国商量好就在此关口宣布独立，大陆该如何应对呢？


1996年春节万家团圆的时候，东南大地暗流涌动，各路部队调令频发。
为了震慑台独分子，解放军在福建沿海集结了十五万大军。
自3月8日起，二炮在海峡西岸进行导弹发射；海、陆、空部队则在平潭岛展开大规模登陆联合作战演习。
解放军发射的导弹频频落在基隆及高雄外海，一石激起千层浪。

后来据台湾媒体披露称，李登辉从军情局得到情报，大陆有“攻占外岛”（金门、马祖、澎湖）的作战计划。
得到情报的李登辉派“国安会”秘书长丁懋时两次赴美求救。
美国在证实台湾情报的准确性之后，于3月8日当天调派驻扎在菲律宾的“独立号”航空母舰战斗群到台湾东部区域。
与此同时，美军将先前在波斯湾巡弋的“尼米兹号”航空母舰战斗群急调台海。
美航母战斗群经三天急行军后，于3月11日抵达台湾附近海域。

双航空母舰战斗群的配置，成为越战后美军在亚洲地区最大的军事部署。
解放军压力空前。
面对一触即发的临战状态，美国、日本、菲律宾及马来西亚等国皆已准备自台湾撤侨。

这次危机以美国约束住李登辉，大陆被迫罢手而告终。

事件结束后，台独势力日渐猖獗。
因为他们得出了一个重要的结论——万一有变，美军会协防台湾。
话说当时解放军频繁发射导弹，李登辉为安抚台湾民心，公开宣讲“空包弹”、“哑巴弹”，引起我方反间谍部门的注意。
当时台湾军情局六处副处长庞大为特地来到大陆与刘连昆会面，获得相关导弹演习机密资料。
令他意想不到的是，当他将机密资料交付手下李志豪带回台湾时，李志豪竟将资料送回到解放军情报部门。

这次行动直接导致“镇山之宝”身份的曝光。
立下大功的李志豪在1999年被台军情报部门发现，之后在台湾坐了十六年牢。
直到2015年两岸领导人会面，这名传奇的“双面间谍”才被“交换”回到大陆。

1996年福建沿海这次“未遂的大战”，给很多人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特别是在前线亲眼目睹这一切的人。

 
电视剧《康熙王朝》里，清朝最高层为收复台湾大概准备了五年的时间。
主要工作包括以下方面：
A. 外部安抚
安抚对象包括葛尔丹和蒙古诸王。为此，康熙不惜把自己最疼爱的蓝齐格格下嫁葛尔丹。

B. 人员准备
通过几方考察斟酌，建立了由福建总督姚启圣、水师提督施琅和福建巡抚李光地为核心的“平台铁三角”。
C. 军事准备
集举国之力打造水师战船，至平台前已有各类战舰共计400余艘。


几百年后，如果我们拍一部二十一世纪“收复台湾”的电视剧，应该从哪里开始呢？
不妨就从1996年的台海危机开始拍。
把当时解放军和美军的巨大差距，以及不得不忍受屈辱的画面都拍给观众看。
经历完胯下之辱后，大陆方面彻底改变了八十年代以来军队刀枪入库、马放南山的局面。
保险柜里盖满灰尘的武器研发计划又被摆上桌面。

经过十几年的积淀后，一系列重大事件相继发生——
2013年，“一带一路”的宏大规划首次被提出，开始重塑对外贸易格局。
2014年，中俄签订三十年4000亿美元天然气大单，中哈战略原油管道开工，国家原油战略储备工程提速建设，新能源汽车政策大批出台。
2015年，建国后最大规模“军改”：七大军区撤并为五大战区司令部；军队现代化建设、尤其是海军建设，进入史无前例的快车道。
2016年，南海造岛工程基本结束，永暑、渚碧、美济三岛军用机场建设全面完成，战略核潜艇“堡垒海区”终于有了着落。
2018年，中美贸易战爆发，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开始转变。
2018年，北斗导航系统全球组网完成，实现彻底去GPS化。
2019年，暂停赴台个人游，控制人员往来是比控制经贸联系严重若干倍的信号。
2020年，互关领事馆。
2020年，“双循环”概念提出。

2020~2021年，中国在西部边境冲突中保持了高度克制，与印度达成“停止向一线增兵”的重要协议。
……
  
外贸、能源、军改、战略核打击、经济发展格局、控制人员往来、安抚周边。
这一个个“孤立”的事件，如果我们用一根线把它们串起来，答案就呼之欲出了。


以新地岛为核心的苏联海军堡垒区，类比南海。千米以上水深的海军堡垒区是海军力量较弱势一方发挥战略核潜艇核威慑力量的重要依托
台湾岛内有很多研究美国问题的专家。
美国国会的一点风吹草动，美国国务院网站的一个表述符号，都可以让他们写很多篇分析文章、出很多期电视节目。
相比较而言，很多人对于大陆的政治决心是缺乏认识的。   

这种“决心”其实可以从一个更大的视角去审视，比如《汉宫往事》里介绍的那样。
对台作战计划 3.0
本篇假设一个极端场景—— 
当美军全力支援台湾时，能调集多少兵力介入呢？
首先我们将美军可能介入的“兵力”做一下分类：

A. 航母战斗群
B. 战略轰炸机和驻日美军空军
C. 情报、航天、网络部队
D. 其他“神秘”部队
从后往前来谈。

美军很可能藏着一些未公开的“神秘”部队。
前段时间伊朗的核设施、发电厂等关键目标突然“因不明原因”失火，大家就怀疑是美国用某种高科技武器搞的鬼。
像F22，B2，DDG-1000，X37B这些，毕竟都是“公开报道”的。
谁也不知道美帝这么多年积累的“黑科技”，还有没有什么“压箱底的货”。
这是中国情报部门尤其需要重视的。

除“黑科技”外，五角大楼的情报、航天、网络部队几乎肯定会在第一时间为台军提供支持。
尽管这种“非一线”的部队对战场形势起不到决定性作用，但却很容易给前线解放军带来混乱，为增援的美军争取时间。
另外，驻关岛的B2/B1-B战略轰炸机联队和驻日本的美国空军也是一支可以迅速响应的空中力量。
关岛安德森空军基地。关岛面积544平方公里，其中1/4为美军军事基地，可作为美军航空母舰停靠港和核潜艇母港，是美军西太平洋“战略支点”
无论是关岛、嘉手纳还是横须贺，都存在一个“固定靶子”的问题。

几十年来，中国从二炮到火箭军，几乎是为关岛等美军基地量身打造一套“快递套餐”。
从射程、突防到火力，关岛以西的美军基地很难幸免。
不过现代战争是一个“有限冲突”的概念。
你可以打别人的基地，别人也可以打你的基地。
以美帝之智慧，大概率不会给解放军攻击这些基地的“口实”，即不会动用这些基地的武装力量攻击中国本土。

双方的作战范围，有可能会被局限在水面舰艇、空中飞机，以及台湾岛。
国庆七十周年阅兵后驶离现场的DF26，最大突防速度18马赫，人送外号“关岛快递”

通过以上分析不难发现，一旦美国真的想“实质性介入”台海冲突，与解放军形成对峙或“可控战争”，充当急先锋角色的一定是航母战斗群。
且可以猜测，美军双/三航母战斗群的站位应该会在台湾岛东侧水域。

故事情节的“前半段”会和1996年非常类似。
美军航母战斗群是一个综合的概念，通常包括：
1艘航空母舰
1~2艘导弹巡洋舰
3~4艘导弹驱逐舰

2~3艘攻击型核潜艇
1~2艘补给舰
1个航空兵联队（航空兵师）
像美军那些高科技无人机、激光武器、预警机等，都会包含在这个综合的打击群中。
欺负伊拉克、伊朗、利比亚这些国家时，美军通常把巡洋舰、驱逐舰垂发系统里的一部分“防空导弹”换成对陆打击的巡航导弹。

但当面对“强敌”的时候，美国人会把这些“方格”里全部装满防空导弹——用来拦截传说中的DF21-D和各类反舰导弹。
所以这支航母战斗群中最重要的作战力量，其实是那支航空兵联队。
这是美国海军自冷战以来一贯坚持的“远洋决战思路”。
即不同于前苏联远洋舰队以舰载导弹为主要攻击手段的指导思想，美军航母战斗群中护航舰艇的攻击火力是偏弱的——最强的火力来自舰载机。
而护航舰艇最重要的作用是防空，保护“航妈”。



美国海军各舰队管辖区域
美国海军共有六支舰队：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第六、第七舰队（第十舰队有番号，无作战舰艇）。
通过观察上面的各舰队管辖区域图，我们的对手一目了然。
这里给大家插播一个笑话。

话说某人去香港，看到书店里有本台版的舰船专辑《自由民主之盾 ——美国海军第七舰队》。
因觉得价格太贵，没舍得买。
半年后，某人发现这本书出现在了国内图书市场军事类书籍的货架上。
里面的内容和图片完全一样，只是修改了题目：《霸权主义急先锋——美国海军第七舰队》。
在极端情况下，美军有可能把“相邻辖区”的舰队也调来支援。

比如1996年台海危机时，美国就调了波斯湾的一个航母战斗群到台湾海峡。
因此，在考虑问题的时候我们必须把中东第五舰队和美国西海岸第三舰队也一并加上。
第二舰队和第六舰队呢？
他们被部署在大西洋，我们很难想象台军能撑到他们到来……
横须贺美国海军基地，1950年代朝鲜战争期间即美军主要基地，此后成为美国第七舰队母港和美国海外最大的海军基地

第七舰队司令部设在日本的横须贺市横须贺港。
舰队驻地包括日本佐世保、冲绳，韩国釜山、浦项、镇海，新加坡樟宜和关岛（核潜艇基地）等。
作为曾经和苏联“红海军”交手的重要力量，第七舰队是目前美国最大的海外前线投送部队，也是美国海军麾下战力最强的舰队之一。
除航空母舰只配置一艘外，第七舰队的核潜艇、巡洋舰、驱逐舰等均属于“顶格配置”。
第七舰队非战时兵力约2万人（满编6万人），现辖：

旗舰（蓝岭号）
核动力航空母舰一艘（里根号）
两栖攻击舰一艘（美国号）
2艘导弹巡洋舰
8艘导弹驱逐舰

4艘攻击型核潜艇
登陆舰若干艘
后勤保障船若干艘
曾几何时，解放军三大舰队加起来也不是第七舰队的对手。
不过今天，解放军北海、东海两大舰队加起来的“纸面实力”，已经可以与第七舰队一争高下了（不考虑岸基航空兵和导弹部队）。

在中国海军突飞猛进的形势下，2015年美国便开始筹划取消第三舰队和第七舰队的行政划界，准备把第三舰队的执勤范围扩到西太平洋。
美国本土主要军事基地位置图

航空母舰作为“大国重器”，其维修保养是极其复杂的。
除横须贺基地能做点小修小补外，只有夏威夷和美国本土能修。

美军的航空母舰有以下四种状态：
1、部署状态
2、可以立即进入部署状态
3、短期内可部署
4、维修养护中

因此，美军虽然有11艘航空母舰，但同一时间能调用的也就一半。
另一半都“趴窝”在船厂里。
考虑到这5，6艘航母还分散在太平洋和大西洋两个隔离水域，能调集三航母战斗群参与地区突发冲突，已经是美军的极限。
解放军甚至不需要刻意挑时机。
任何一个时间点果断“出手”，美军要临时反应也就只能指望驻日本的第七舰队。

第三舰队的4艘航母可不是驻在夏威夷，它们的母港是加州圣迭戈。
指望他们跑一万多公里过来，是不现实的。
历史上当东北亚出现岔子时，美国首先想到的其实是从中东的第五舰队调兵，即走马六甲海峡、过南海前来支援。
1996年台海危机时，美军的“尼米兹号”航母战斗群就是从波斯湾急行军三昼夜赶到台湾海峡的。
到这大家就明白，为什么要在南海填岛建立军事基地了。

除作为战略核潜艇堡垒区外，另一个重要目的便是斩断美军一条增援路线。
美国航母某一时刻全球位置图
聊了这么多也没提美国的陆军。
因为美军内部陆军的地位是很低的，低到已经近乎成为海军和空军手下的“龙套”。
美国陆军的尴尬首先在于美国本土没有“来自陆上的威胁”。

加拿大？墨西哥？
而海外战争中，自从科索沃靠“空袭”一槌定音之后，美军陆军的角色就逐渐边缘化。
到伊拉克战争时，俨然已成为战后收拾烂摊子的一支“治安部队”，和黑水公司雇佣军地位差不多。
正因如此，美国陆军是最反战的。
概括一下结论——

在文章开头提到的“极端”场景下，美军在开战三天内能调集的兵力基本就是以第七舰队为主体，辅以驻日美军空军和部分情报、航天、网络部队。  
在三至五日内，美军可以将波斯湾第五舰队的核心力量（约一个航母战斗群）调至南海范围内对我形成威胁。
在开战一周左右，美国东太平洋第三舰队可以组织1~2艘航空母舰开赴台海战场。
添油战术，兵家大忌。
以上便是美军可以调集的兵力。

不过考虑到“登陆作战”的复杂程度，解放军方面同样非常难以迅速出击，隐蔽而迅速的大规模调配兵力绝非易事。
最理想的突击方案是1996那样的三军联合军事演习，假戏真做。
本篇只是极端场景下的假设，读者朋友们权当一笑。
最后想说的是：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
战争从来都是下下策。

中国人办事向来讲究“王师所至，名正言顺”。
在动手之前，大陆一定会“逼谈”——哪怕是象征意义上的。
遥想1949年的春暖花开之际，周恩来还和张治中在北平好好和谈了一番呢。
我方最后提出“逮捕战犯蒋介石”的条件，导致谈判破裂，渡江战役打响。
世界很残酷。

让台湾和美国愿意坐下谈的前提，是大陆方面有能力凭借武力达成目标。
以武促和。
武力达成目标越有把握，《美丽岛的价格》便越低。
台湾设想的大陆对台作战方案
最近一段时间，有关海峡两岸的故事不绝于耳。

不仅是大陆这边议论纷纷，台湾岛内同样有很多声音。
比如：台防务部门负责人邱国正最近公开表示，中国大陆现在就有能力犯台，而到2025年将具备“全面犯台能力”。
他还称现在的两岸情势可谓“四十年来最严峻的时刻”。
首先说一下邱国正这个人。
现年已六十八岁的邱国正个人履历方面是非常扎实的，公开场合表态十分谨慎，绝不是“绿色小将”那种水平。

邱早年毕业于美国陆军战争学院，和艾森豪威尔、巴顿是校友。
回台后投身军界，历任台陆军第六军团指挥官、后备司令部司令、“国防大学”校长、“陆军司令”、“参谋总长”以及“国安局局长”等重要职务。
在台官方的评价里，被誉为“不可多得的高阶将领及政务人才”。
其实在邱国正之前，台军有三军轮流当“国防部长”的传统。
值此危急存亡之秋，蔡英文打破惯例重用邱国正，可见对其寄予厚望。

老骥伏枥，上台后的邱频频搞出大新闻，像台军战区化改革等大动作便是他一手主导的。
既然连防务部门负责人都公开讨论战事了，岛内学术界、媒体界自然少不了各式各样的兵棋推演。
笔者试着搜集了一下来自岛媒、岛内专家和台官方的各种预测，发现无非还是导弹火力覆盖、三栖快速多点犯台云云。
老掉牙的东西。
大专家苏起稍微专业一些。

他引用了美军方面的估算，称大陆目前通过登陆舰可以一次性投放20000名海军陆战队或两栖作战部队，通过空降可一次性投放8000名空降兵。
即撬开瓶盖的首波作战兵力可达2.8万人。
当然，以上这些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作战思路，没有太多新意。
正当笔者有些小失望、准备翻篇的时候，突然发现台湾一位著名军事评论员张竞先生提出的“大陆攻台新思路”。
眼前一亮。

熟悉台湾问题的朋友一般都清楚，岛内的成年男子都有服役的经历，不过即使放在八十年代一般也就两年时间。
张竞不同。
他服役期间曾做到台湾海军上校，还当过舰长，退役后改行成了中华战略学会的研究员。
此人在岛内媒体圈颇有名气，点评十分犀利幽默。
比如他曾针对台防务部门不停要钱的事情发表评论称：

台湾防务预算长久无法满足“国防建军”，就算请诸葛亮来当“国防部长”都没用；如果有钱，龙应台都可以当“国防部长”。
OK，下面不绕弯子了，正式开始介绍张竞版的大陆对台作战方案。
张竞认为未来的台海作战模式可能有两种：
A．阻援打点（阻美打台）
B．围点打援（围台打美）

而他本人判断大陆会选择B方案。
A方案“阻援打点”是大家通常认知的对台作战思路，在本号之前推送的《对台作战计划 3.0》中也是这样分析的。
解放军兵分两路：
一路与美军对峙或通过弹道导弹等手段实施“区域拒止”（反介入作战）。
另一路集中兵力以最快的速度强行登陆拿下台湾。

无论是一周、一百小时还是三天等大家熟悉的说法，都基于该大思路——在美方增援部队赶来之前结束战斗。
即A方案强调速战速决，时效性。
B方案“围点打援”则完全不同。
所谓围点打援，核心是在“打援”，具体思路是这样的：
第一步，通过水面、水下、空中和岸基力量封锁台海周边范围，但并不动手。

第二步，将以多航母战斗群为核心的强大海上力量布置在台湾外海，配合岸基力量静候“援军”。
接下来便会有四种可能：

美军不来
美军象征性来

美军全力以赴-对峙、秘密谈判
美军全力以赴-决战

在华盛顿鹰牌的战略规划中，台海战事的逻辑线最好是这样的：
大陆强势攻台，台军拼死一战；双方伤亡惨重后美军神兵天降，成为战略天平上的关键砝码，一举主导战局。

无论是一战还是二战，美国人都是这种思路——
先看戏，再出手；伤亡最小，收益最大。
可如果大陆方面以“围点打援”的强势姿态静候美军到来，对华盛顿来说将是一个巨大的难题。
所以张竞认为，大陆方面并不会按照美国设想的思路搞“反介入-强攻台湾”，而是会以在台湾周边海域与美军打一场决战为模式彻底解决台湾问题。
这样就非常合理的解释了为什么大陆要造辽宁舰、山东舰、003、004航母。

台湾海峡200多公里宽的地界，作战飞机从大陆沿岸起飞，无论是东南西北方向都完全满足对台作战需求。
那四条航空母舰的角色是什么呢？
原来是围点打援用的。
技术难度上的问题我们先放一边，接下来从政治上分析一下“围点打援”相对“阻援打点”的优势。
优势一：

一旦开战或者台湾被封锁，台军和台湾独派人士的所有希望就是美国。
如果解放军摆出围点打援的架势后美军不来、象征性来，或是全力以赴来了但仅仅是对峙（秘密谈判），台湾的军心民心都很容易土崩瓦解。
此时大陆将收获完好无损的台湾，且道义上具有巨大的合法性——没有造成太大的流血伤亡。
优势二：
退一万步讲，即使与美军决战不可避免，先打比后打强。

与其在开启对台登陆后两线作战、让美军伺机而动捡果子吃，不如直接采用封锁困台的方式，将绝对主力摆在打援的位置。
只要打赢或者打跑了援军，台湾同样将不战而胜。
优势三：
台海离大陆毕竟太近了，一旦大战爆发难免会误伤大陆沿海城市。
如果将战线往第一岛链方向前推300~500公里，空中支援和弹道导弹部队支援效果所受影响很小，但对大陆沿海城市的保护效果会大大提高。

综合以上，张竞认为大陆第一阶段对台作战的模式一定是“困台”——
施压、封锁但并不真正开火。
以多航母战斗群与来增援的美军强势对峙，如果美军试图突破封锁，解放军便会开火打援。
纵观战争史，在“围点打援”的军事案例中只要援军被打败或打跑，“点”必然会被轻易攻克。
即对解放军来说，最为急迫的能力是打援的能力。

这样就合理解释了为什么看起来攻台作战并不必需的航空母舰早下水早成军了很多年。
而登陆作战的核心装备075两栖攻击舰进度则稍缓，直到2021年才姗姗来迟的服役。
美丽岛的价格
本篇试着站在美国的角度来探究一下美丽岛的问题。


艾森豪威尔（挥舞双手者）是历史上唯一访台的美国总统，旁边穿军装者为蒋介石
小引
1960年的6月18日，台北松山机场锣鼓喧天，人山人海。
败退台湾十年之久的蒋介石携宋美龄一起，早早的等候在机场，迎接访问完菲律宾后转道而来的贵宾——
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

为了显示史无前例的隆重，蒋介石发动了五十万台湾民众在机场到下榻的圆山饭店之间夹道欢迎。
每二十个台湾人中就有一个亲身参与了这次盛大的欢迎仪式。
当天傍晚时分，艾森豪威尔在台湾“总统府”前的广场上对五十万台湾群众发表演说。
作为历史上最亲台的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留给台湾最重要的东西不是这次访问，而是一份条约。
1954年的《美台共同防御条约》。

签字者一方是冷战初期美国外交政策的主要制定者、时任国务卿的杜勒斯。
另一方是台湾“外交部长”叶公超——季羡林、钱钟书、杨振宁等人的英语老师。
此后几十年间，美国开始对台湾进行了全方位的渗透和重塑。
至今已成千丝万缕、尾大不掉之势。
正文

以上为小引，下面切入正题。

站在美国的角度，台湾问题未来的发展无非有三种局面：
A．独立→战争
B．维持现状

C．统一

从克里米亚谈收复后的模式
本篇以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引子，探讨一下收复土地后的几种模式。


往事悠悠君莫问，太早的历史就不去追溯了。
在当代俄罗斯人的认知中，克里米亚是1954年由赫鲁晓夫推动、把原属俄罗斯的一块宝地划给了乌克兰。
五十年代的一次“省级行政区”区划变更，到九十年代苏联解体时成了国家领土变更。
克里米亚人不干了。
1992年5月，克里米亚一度宣布独立，引发大规模骚乱。

后来在俄罗斯的调解下，这里成为乌克兰的一个“自治共和国”——折中方案。
俄罗斯租借克里米亚首府塞瓦斯托波尔市军港的部分，作为其黑海舰队的基地。
2013年底，因乌克兰“亲俄派”总统亚努科维奇拒绝签署与欧盟的经济合作协定，“亲欧派”开始组织大规模游行示威运动。
游行示威运动往往点燃容易，收场难。
一轮轮升级之下，乌克兰国内局势全面动荡。

2014年2月27日，亲俄军人在一片混乱中占领克里米亚国会，选举出一个新的克里米亚自治共和国总理。
新总理上任的第一件事就是向俄罗斯求援。
普京遂派遣两万两千人的武装力量进驻克里米亚。
3月16日，克里米亚举行全民公决，两个选项如下：
1、是否赞成克里米亚在享有俄罗斯联邦主体权利的基础上与俄罗斯重新合并？

2、是否赞成恢复克里米亚共和国1992年宪法并赞成克里米亚作为乌克兰的一部分？
次日开票，投“1”的占绝大多数。
开出票来的第二天，普京和克里米亚共和国“议长”、“总理”及塞瓦斯托波尔市市长签署克里米亚入俄条约。
大功告成。
之后，一枪未发的乌克兰武装部队被克里米亚示威者和俄罗斯军队逐出基地。

乌克兰方面则宣布是“撤军”。

以上作为引子，接下来进入正题。
收复一块土地后，通常有以下几种处理模式：
1、格式化

2、融合化
3、两制化
4、殖民化
抛开最后的殖民化不谈，下面我们通过举例子的方式，对前三种模式一个个展开聊。


昌都、澎湖和台湾的阿沛·阿旺晋美
本篇是《入藏，1951》的番外。

文章开始，我们先一起来回忆一下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的“历史背景”和“技术路线”：
1. 噶厦政府谋求“藏独”，拒绝和平统一

2. 中央见和平统一无望，准备武力攻藏
3. 噶厦以武拒统，并呼吁外部势力干预
4. 解放军攻克“藏东门户”昌都
5. 拉萨震动，准备了和谈和流亡两手牌
6. 双方达成“和平统一协议”

7. 形势所迫，噶厦政府接受“城下之盟”
8. 1959……
看完上面的“平藏技术路线”，相信很多朋友都会立刻联想到台湾。
目前台海局势的1、2、3阶段，是完全按照1951年剧本来进行的——
1. 台湾政府谋求“独立”，拒绝和平统一

2. 中央见和平统一无望，准备武力攻台
3. 台湾以武拒统，并呼吁外部势力干预
平心而论，台独、藏独分子有“以武拒统”的想法，可以理解。
自古以来，想要割据一方的政治势力“和平交出权力”，谈何容易啊！
所以，破局的关键一招就来了：

4. 解放军攻克“藏东门户”昌都
不愿意“和平谈判”是吧，那就把刀架到脖子上逼你谈。
在这一步中，台湾的“昌都”，是澎湖。
澎湖群岛卫星图
澎湖群岛东距台湾本岛约50公里，西离中国大陆约140公里，由97个大小岛屿组成，总面积128平方公里。

作为台湾最重要的“离岛”，澎湖扼守台湾海峡要冲，自古以来便是往来台湾海峡船只的中继站和各方军事争夺的要塞。
在中国古代军事史上，有“守江必守淮”之类的古训。
对于台湾，这句古训便是“守台必守澎”。
澎湖历史上曾是频繁的古战场，近代以来这里发生过四次著名战役——
1622年，荷兰攻澎湖

1683年，施琅攻澎湖

1883年，中法战争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

其中，荷兰东印度公司、郑成功、施琅在武力进攻台湾的时候，均以澎湖作为战略跳板。

以施琅攻台为例。

康熙二十二年夏，施琅率福建水师两万余官兵分乘两百多艘战舰出征台湾。

六月十四日（1683年7月8日），施琅大军从福建东山岛出发直扑澎湖。
次日，台军哨船发现清军已到花屿、猫屿一带，赶紧回报澎湖守将刘国轩。
当晚，施琅海军在澎湖南部的八罩岛安营扎寨，将该岛作为澎湖决战的清军大本营。
经过数日激战，施琅成功击败郑氏澎湖守军。
刘国轩战败的消息一出，郑氏王朝内部军心大乱。

不久，延平郡王郑克塽率众薙发降清，结束在台湾22年的统治。
八罩岛又名望安岛，位于澎湖南部，今天是澎湖县的一个乡
话题回到今天。
军迷朋友们都清楚，台湾有个年度大型军事演习，叫做“汉光演习”。
话说最近十几年来，“汉光演习”从未演练过海空军兵力增援金门、马祖的科目。

换句话说，在台军高层眼中，金马早已不是曾经的“第一道防线”，而是妥妥的“弃子”。
2000年以来，金门马祖的驻军被多次裁撤。
时至今日，一旦有变，驻防金马的台军也只能是“象征性”的比划一下了。
澎湖则不同。
目前澎湖陆军防卫指挥部兵力有约8000人，下辖4个营和直属部队，指挥官编阶陆军中将。

由于该部队前身为陆军第四十三军（台南军），所以名义上是一个军的编制。
不仅如此，澎湖还驻有台湾海军146舰队，空军马公基地等。
如果解放军并不是像马英九预计的那样“首战即终战”，而是采用“以武逼谈”的半和平方式收台，完全可以通过一次“军事演习”假戏真做，攻下澎湖以震慑台湾。
实际上，在《对台作战计划 2.0》中，有人的确也曾这样想过。
澎湖县政府

最后，我们引用一段来自台湾某智库的“国防情势月报”。
岛内的专家用清朝末代台湾巡抚唐景崧的话，作为澎湖军事重要性论述一文的结尾——
“夫争台湾者，必争澎湖。盖以澎湖可泊兵船，以为根据。若我不能保澎湖，则台湾陷于孤立，其势难守”
参考网址：indsr.org.tw（在网站首页的“研究成果”一栏中可以下载各类文档）
站在晚清的历史背景下看，唐景崧所言很精辟。

不过，在一百多年后的今天，摆在大陆面前的选择就太多了——澎湖也仅是其中一种罢了。
历史总是有很多巧合。
剧本选来选去，回到1951年最初的起点也未必不可能。
待到那时，谁又会是台湾的阿沛·阿旺晋美呢？
时至今日，恐怕岛内有的人已经在思考这些问题了。


（全篇完）
投诚的“国军”
1980年夏天，一批两百多人的台湾青年正在紧张的等待“抽签”。
他们有的手掌上画个眼睛，表示“长眼”。

有的在手上涂满万金油和风油精，希望手气可以比较“凉”。
还有的手握女朋友照片，战战兢兢的等待着命运降临……
在取消义务兵之前，台湾每一批服役的士兵都有一个“梯次”。
男子退伍后，遇到相似年龄的朋友，常常会以询问对方的“梯次”来作为切入话题。
大家之所以紧张，是因为这一“梯”两百多名抽签的入伍新兵中会诞生两个“签王”——一个要去金门服役、一个要去马祖服役。

中奖率1%.

台湾电影《恋恋风尘》剧照。电影讲述了男主角到金门当兵，天天给女主角寄信，没想到女主角就这样爱上了天天送信的邮差
只见一名矮矮壮壮台大经济系男生，闭眼皱眉，猛地一抽——马祖！
现场顿时欢声雷动。

抽到“签王”的男生面无血色，心不甘情不愿的中了该梯次的“金马奖”（台湾年轻人戏称抽中去金门马祖当兵为金马奖）。
说来也是缘分。
男生祖籍是山东潍坊，他的父亲官至国军空军少将，当年曾是驻守“马祖”前线五个团的团长之一。
此次子承父志、重回马祖，冥冥之中自有注定。
这位“金马奖”得主的名字，叫郎咸平。

他在闽江口距大陆仅二十公里的马祖岛上当了两年兵。
或许也是因为这段经历，使得郎教授从青年时代就对大陆充满好奇，后来成为最早一批赴大陆发展的台湾经济学家。

郎教授去马祖当兵的时机非常不好。
因为就在一年前，同为“前线”的金门发生了一件令蒋经国震怒的“叛逃事件”。

事件发生后，国军大大收紧了对外岛服役士兵的管理，众人苦不堪言。
这位“叛逃事件”男主，名字叫林正义——他曾经是蒋经国亲自树立的“全岛优秀青年代表”。
林正义自幼家境贫寒，每天放学后要到亲戚家提泔水回来喂猪，以补贴家用。
在这种艰苦的条件下，他考上了知名的台湾大学。
七十年代的台湾大学生都以去美国深造为第一目标，对服兵役的态度就像文章开头时描述的那样，如同“上坟”一般。

林正义则不同。
作为台大学生代表会主席，他在大一结束时便立志投笔从戎，一时成为全岛“美谈”。
林正义的从军行为成了国军召募新血广为宣传的好题材，被塑造成明星一般的样板人物。
“参谋总长”赖名汤代表蒋经国亲自为其授奖。
1979年2月16日，就在徐向前元帅宣布停止对金门持续二十年的“单打双不打”炮击一个多月后，林正义被任命为金门防卫司令部284师马山连连长，军衔上尉。

（备注：郎教授的军衔是国军少尉，相对同龄的优秀典型林正义，郎教授只是一朵路边的小野花。）


马山观测站是金门本岛距大陆最近的军事据点。据点入口处书写红色大字“还我河山”


马山位于金门主岛的东北角，距大陆的解放军据点角屿仅两公里，是国军金门堡垒的最前哨。
除了军事设施，这里还设有对大陆宣传喊话的播音站。
当年，邓丽君的“靡靡之音”就是从这里向大陆播出的，很多老厦门人都有“美好的记忆”。
由于特殊的位置，马山连连长经常要向到前线视察的长官和外宾们做简报——只有最优秀的基层军官才能出任马山连连长。
蒋经国对林正义这位青年才俊的提携眷顾可见一斑。


从马山观测站看向大陆

1979年5月16日夜。
刚刚回台湾探亲回到金门的林正义，携带自己的军籍证明材料，依靠唯一一套由连长保管的救生衣，趁著大退潮之际游泳到金厦之间的角屿，投奔大陆。

上岸后的林正义担心海滩埋有地雷，不敢擅自走动。
他用手电筒打出信号，被解放军驻防部队发现。
到了中国大陆之后，林正义改名为“林毅夫”。
林毅夫的“叛逃”在岛内引起轩然大波。
曾经全岛家喻户晓的“模范参军青年”竟然“投共”，对台湾青年的人心士气造成了巨大的打击。

一时间，林毅夫被国民党官媒冠以“现代吴三桂”的称号。

林毅夫，现任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常委、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如果说林毅夫的投诚还比较“原始”，那么下一位投诚的手段可谓是登峰造极。
1986年5月3日下午15点13分，一架机号B-198、由曼谷飞往香港的台湾“中华航空公司”波音747货机突然降临广州白云机场。

飞机在宽阔的跑道上停稳。
机门打开后，机长从舷梯上走了下来，副机长则被拷在驾驶室…
机长的名字叫王锡爵。
在1949年夏秋之交的动荡岁月里，年仅二十岁的王锡爵随着空军学校迁往台湾，一晃37年。
1951年，他从空军官校卅期毕业，正式加入国军空军服役。

赴美受训后，王锡爵回台加入黑猫中队，开始出生入死执行美国中央情报局的U-2飞行侦察任务。
因为U-2任务的高度危险性，中情局规定飞满10次就“功成身退”。
黑猫中队只有3人飞满10次，王锡爵是其中之一。
凭借这段传奇的经历，他在1957年荣获中华民国国军第八届战斗立功英雄称号。
U-2高空侦察机

八十年代初，通过海外转寄的方式，王锡爵和在四川的亲人通上了信。
得知高龄的父亲还健在，他欣喜不已。
几经周折，王锡爵和家人在香港见了一面。
这次见面坚定了他回到大陆与亲人团聚的决心。
于是，一个大胆的想法闪过他的心头。

经过一番周密的安排，一场“机长劫机”的大戏在空中上演。
这便是当时震惊海峡两岸的“华航事件”，王锡爵也被称为“两岸直航第一人”。
回国当晚，广东省委书记林若和省长叶选平一道，在广州珠岛宾馆会见并宴请王锡爵，欢迎他驾机飞到祖国大陆。

与王锡爵一同到达的还有被拷的副驾驶和一名机械师，另外有22万磅的货物。

如何妥善处理这些人和物，成为事后各方关注的焦点。
1949年后的三十几年里，两岸之间处于完全封闭的状态。
飞机着陆当天，大陆以民航局的名义致电华航，阐明事件性质，邀请他们尽快派人来北京商谈有关人、机、货的处理。
台湾方面则极力避免与大陆正面接触，提出委托香港国泰航空公司或国际红十字会与大陆交涉。
我方坚持原则，重申这纯属两个民航公司之间的业务性商谈，不涉及政治问题，坚持“不让第三者插手”。

台湾方面被迫妥协，同意双方在香港进行谈判。
借此千载难逢的机会，大陆谈判团由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杨斯德亲自率队，5月15日上午抵达香港，先后与台方展开四次会谈。
根据中央的决定，除了强烈要求在大陆定居的王锡爵外，其他人、机、物均送还给台湾。
这样的决定受到了海内外普遍赞誉。
涉事的华航波音747货机时价6000万美元，是台湾华航仅有的两家波音747货机之一

5月23日，华航的货机从广州飞抵香港，两方交接。
大陆方面将副机长董光兴和机械师邱明志两人的体检表、飞机检修记录以及货物清单，递交给对方，然后双方代表在交接书上签字。
交接完毕后，大陆方面代表祝董、邱二人与家人尽早团聚，并赠送他们礼品。
二人表示心意领了，但礼物不能接受。
双方代表高兴地在机上握手告别。

王锡爵工作照。投诚后的他担任中国民航华北管理局副局长兼副总飞行师，1987年起连任六届、七届、八届、九届全国政协委员、常委。2009年当选为黄埔军校同学会理事
这次商谈是两岸在隔绝37年后由官方背后主导下的第一次公开接触谈判，被认为是对台工作的“里程碑事件”。
事件发生一年后，台湾正式宣布解除戒严令，开放大陆探亲。
时光荏苒。
从当初轰动一时的林毅夫、王锡爵投诚到今天，几十年的时光倏忽而过。

曾经蒋经国钦点的“台湾十大杰出青年”，如今也已两鬓斑白。
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国军的有识之士们，好好把握现在难得的“机会”，失不再来。
祖国母亲的怀抱永远向你们张开。